我和外白渡桥的故事发生在1986年的夏天，刚过三十岁的我是那年5月15日进《康复》杂志的，在中央商场的4楼办公，离开外白渡桥只是一箭之遥。那时我不知道，这本后来在上海影响力很大的杂志，当时只是几个教委的老同志和报社的老编辑合作开办的“同人”杂志，办公室是新装修的，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因为离开外白渡桥近，我公余得暇，常去那儿蹓跶。桥北西侧是上海大厦，旧称“百老汇大厦”，桥北东侧是大名鼎鼎的“礼查饭店”，当时叫“浦江饭店”，饭店对面就是旧俄领事馆、同样大名鼎鼎的“海鸥饭店”……

我常常一个人在这里徘徊，既惆怅怀旧，想象旧时上海人的洋场生活，又暗自欣慰，庆幸自己终于脱离山沟，脱离水泥行业，能够在如此高大上的环境里上班。

大概是8月中旬的一个黄昏，加班的我在中央商场对面的“民族乐器商店”内邂逅了读“夜校”时认识的一位女同学，为显摆自己在“文化单位”工作，便唐突地力邀她到杂志社看看。

她最初是矜持的，但架不住我再三地邀请，就答应了“看看”。进得编辑部来，同事们早已下班，只有同事“某”，叵测地盯了我们一眼，走了。

我们万万没想到，“某”并没有回家，而是径直去向某老编辑作了汇报。

同学间久别重逢，我们聊得很杂，聊得投机，干脆请她帮忙校对。那时的《康复》杂志，每期约3.5万余字，两人分校，我校对半本，必须1天内校完。我是下午拿到校样的，原定翌日下午交付，现在有了同学帮忙，大约晚上10点半的时候便大部校完。同学住河南路桥堍的单位集体宿舍，11点关门，我必须在11点前送她回去，但正在这个时候，有人推门，却怎么也推不进，逆力相抗，发出巨大的“咔、咔”声。

事后我们才知道，是新装修的塑料地毯因为倒卷而抵住了门框，如同加塞，不把它们撸平了，门是绝对推不开的。

我们在里面房间一开始听不真切，待赶到外门，撸平地毯，老编辑已是一脸的怒容，乃毫不掩饰地呵斥我：这么晚了，你在干什么？！

我那时刚进杂志社，见领导怒发冲冠马上慌慌张张地回答，在加班。领导仍怒曰：加班还要女青年陪同吗？！

奇怪，他并没进门，怎么就能眼光90°拐弯，知道里屋藏有“女青年”呢？从他的三角眼里，我瞥见的都是森森寒光，腿肚子不由地阵阵转筋，想进一步解释，却觉得即令浑身是嘴也洗不掉领导眼里的那份浓浓的狐疑和立场预设。

女同学这时倒大方地出现了，山青水绿地微微欠了欠身，说，老师好！

没想到领导只是冷冷地乜她一眼，眼皮也不抬地昂首而入，扔下一句话：我看，你根本不适合在新闻单位工作，回水泥厂去吧！

在女同学满脸错愕地注视下，我只觉得“嗡”地一下巨响，用现在的话，“整个人都不好了！”

从4楼到1楼，我忘了怎么下来的，女同学后来告诉我，我的脸，白得像死人，走路像梦游一样，她不知道，我当时最怕的就是被“退回水泥厂”。

我神情恍惚地和她在附近的“沙市夜市”吃了点心，吃什么，全然忘了。

忽然想起应该送她回宿舍了，才发现11点已过，按规定大门已关。怎么办呢？我歉疚地看着她，她说，那就算了，我们今晚就不睡了吧，去外滩走走。

此刻的情人墙已开始寂静，夜深了，人渐散，我俩趴在墙上，茫然地看着江面，没有感觉。见我心事重重，她开始劝导我，据此我发现，她是个很阳光，很干净，也很单纯的女孩。她指着我的折扇说，你上面写着“我思故我在”，可见“我”才是最重要的，有“我”在，什么未来不能创造呢？领导对你有误解，就像我们单位的领导对我也会有误解一样，日久见人心嘛，不要急于解释。

“那，他要真叫我回水泥厂呢？！”我问。

我估计他只是气话。她说，难道我们做了必须惩处的事了吗？办公场所，只要不涉及机密，陌生人进出很正常啊，不许朋友进来，又是哪条党纪国法规定的呢？最多也就“不宜”罢了，他们以什么名义惩处你呢？

她的一番话顿使我亮堂了，是呀，我们只是在那里校对，工作量明摆在那里的，又没有作奸犯科，慌什么呢？！

我就此对她刮目相看。她后来提议去外白渡桥，我们就坐在那里，坐在桥堍，数着星星，数着过往的车辆。8月的深夜，微凉，凌晨的风，裹挟着海关钟声的宏阔回声，从吴淞江过来，从黄浦江过来，从高高的百老汇大厦过来，两水交汇，双江激荡。我们聊文学，谈历史，聊她过去的故事，聊我过去的故事，不觉东方既白。

我一生都感谢这个外滩之夜。我从没向一个人这么深地谈自己。她后来说，她也从没向一个人这么深地谈自己。

没有通宵达旦地畅谈，男女之间要谈得这么深，也许要几年的时间。

至于编辑部的故事，老编辑还是坚持要我回去烧水泥，但总编辑杨忠华先生毕竟是个忠厚长者，他听了汇报后说，还是要与人为善。办公室不提倡私人会友，“老编辑”的坚持，是对的，大家可以去下面的“德大咖啡”，去旁边的“东海咖啡”嘛。这个事，口头检讨一下，就过了，大家引以为鉴，行了。

我大松一口气。从此更喜欢外白渡桥了。至于那个女孩，当然，就是我现在的婆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