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3月1日第6版）

深圳雅本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创始人费晓华：

我认为，现在推动总设计师制的建立是非常有必要的，社会的进步确实需要总设计师发挥作用。另外，我认为深圳重点片区以外的地区也需要有总设计师制的介入，覆盖面积应该更广，这样能够达到深圳全市范围内的一个整体质量的提升。为此，我建议由孟建民院士牵头成立一个总设计师机构，作为第三方的服务机构服务于社会，也服务于政府，不仅仅局限在某一个固定的片区。这样总设计师的服务范围更广，辐射面也更广，凡有需要都可以来寻求资源，解决问题。

与此同时，我认为总设计师制度应该从被动接受咨询的角色演变为主动提供服务的角色。由于目前的几位专家所说的总设计师服务是一种接受咨询的状态，发挥着协调的作用，那么如果能进一步采取主动，找出社会或政府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尽最大努力给予支持，促进这些事情的实现，是否更有帮助呢？

深圳大学本原设计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宇星：

今天我不讨论总设计师的具体案例，因为还没有到那个阶段；我们今天就作为深圳的总设计师们，共同讨论目前的方向是否正确；总设计师制在未来二十年里，能否超越城市设计，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制度案例，这件事的意义远超城市设计。无论城市设计、城市规划还是建筑设计都只是一门学科，但总设计师制对未来发展有利，是我们真正值得做的，而且它的价值要能持续二十年以上。

首先，我想谈谈总设计师制的价值。目前总设计师的大量有效工作成果都不为人知，取得成效后大家都说是市长的功劳。我说这个不是为了个人名誉，而是为了这个制度本身。唯有通过案例，让每个人都清楚地认识到总设计师介入前后所产生的巨大差异，才能使这一制度得到推广。那么这个制度到底有没有价值呢？我认为它非常有价值，但仅作为一个管控工具是意义不大的，因为现在中国高度体系化的这套制度已经出现问题了。这时总设计师制应该是及时把一位总设计师和一个地区绑定在一起，这个总设计师服务应该是十年二十年的周期。那时总设计师的工作就超越了职业概念，而是融合了其个人情怀和价值观，那时他会愿意倾其所有专业知识投入到这个地区，甚至留下自己的烙印，打破千城一面的问题，增加城市的多样性和活力。只有采用这样的做法，这个制度才有意义，才能产生真正的社会价值。

接着谈权力问题。总设计师制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话语权，包括公共话语权和专业话语权。有了这个话语权，我们才能跟政府这个强大的系统对话。当年正是因为对孟大强先生足够尊重，对他的规划严格执行，才成就了今天的华侨城。没有了这样的权威，总设计师的工作是毫无价值的。深圳政府乐于采纳公众意见，这是发展总设计师制的优势。全社会要共同强调和宣传，争取总设计师的话语权，这对深圳市、对政府、对市民都有长远的帮助。

最后是方法问题。我们需要形成关于总设计师制的一套统一的工作规范，一个标准化的系统，大家实施起来比较方便。让社会、公众和政府都知道总设计师介入后起了什么作用，产生了哪些附加值。

现在深圳政府给了我们机会，如果这三年总设计师制没有什么成效，那下一届政府就会对其持否定态度。所以要尽快在这三年里至少有一个成功案例，这样这个制度才会延续下去，坚持十年到十五年就可以形成深圳的特色。

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旭辉：

城市设计相关行业本身就是一个技术与艺术的结合体，而艺术和文化是不可能轻易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它与个人的文化修养和素质息息相关。一个城市的发展基石可能是它的人口、经济和产业，但要想流芳百世传承下去被人记住，还是需要文化与艺术在这个城市形成特色和亮点。基于此，在后城镇化时期，规划师的角色可能会发生变化，我觉得深圳正在推行的总设计师制有可能成为中国规划行业以及规划制度未来变革的一种可能的选择。其实就是“产品+服务”的模式，以个人美学、个人特色、个人魅力为品牌，形成整个行业的一种新趋势。

从这一点出发，总设计师的美学素养也许会决定片区的未来，所以其角色非常重要。那么对于总设计师的角色定位，我觉得更多地要从政府运作的体系下去解决。一位总规划师应该跟政府加强沟通，经常找机会探讨问题，这样才有可能在这个片区把总设计师的工作做到位。所以我觉得深圳是未来最有条件探索总设计师制的价值和操作体系的，甚至可能成为中国总设计师制标准的制定者。今天各位都在各个片区出任总设计师工作，聚在一起首先要解决制度上授权的问题，至少从法律体系或者政府制度规章体系上解决问题，有授权才有可能进入到总设计师角色。

另外就是总设计师技术标准的问题。通过研究不同重点片区、不同阶段的总设计师服务，发现职责各有不同：有些重在策划，有些重在管控，有些重在实施，这涉及到不同层面的总设计师服务的角色和内容。所以能否界定、出台深圳的技术、服务标准，再扩展到国家层面，甚至在中国未来规划行业里面奠定基石，我觉得这非常关键。

深圳市华汇设计有限公司创始人、总建筑师肖诚：

我认为，总设计师的价值体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不能影响决策者。如何去量化总设计师所产生的价值，这个是最难的。事实上，在像深圳这样的现代化城市，资本力量特别强大，政府给你的是自上而下的要求，同时资本也有话语权，而设计师只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服务。

城市三大要素就是资本、效率和体验。对于资本，我们提供设计服务的人很难影响资本与利益之间的平衡和博弈，因为容易触碰到比较敏感的边界。其次是效率。效率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通过总设计师工作来提高的，比如片区的整体交通规划还是公共空间系统的优化。最后是体验。华侨城的成功就是体验感，虽然效率并不是最高，但是好的体验感会让大家对这个片区的认知非常高。提升体验感应该是设计师最拿手的东西，可能也是设计价值最直观的体现。

因此，我建议总设计师有所为也有所不为，避开资本这条线，将提高城市效率和体验价值发挥到最大化。服务可以是双向的，既为政府提供智囊，又为开发商和建设方提供服务，两者并不矛盾，总设计师只要清楚为与不为的界限在哪里，工作内容、量化方式和收费标准就好谈。

另外，我特别赞同孟建民院士牵头形成一个总师智囊团，但如今城市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我觉得可能总设计师联盟要扩大范围，增加IT、运营、管理、投资、建造等不同专业的人才，组建一个行业委员会，这样比较容易建立一种更具系统价值和标准的机构，也更具有公信力、更容易评价。

最后从操作的角度谈，深圳有几类片区，包括重点片区、一般片区、社区以及所谓的消极空间等，可能我们在低价值的地方介入的难度更小，产生的作用更大，反而在重点地区影响力相对有限。因为总设计师不是投资者，不是决策者，只能微妙地影响地区的发展，因此如何将低价值地区转换为高价值地区，可能是有发挥余地的，在非明星片区的地方，反而可能机会更大。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单樑：

我记得一本书里讲：苹果公司的设计师只将10%的精力投入到产品创新设计中，其余的90%用来协调组织生产环节，让创意设计高品质地产品化实现。我认为总设计师的工作有异曲同工之处。总设计师制度、总设计师角色既是应运而生，其实也是应运而显。准确地说，这是一个“老工种，新角色”。作为老工种，过去一直是幕后的、隐性的工作，如今从后台走到前台，是因为高质量发展的时“运”要求以及高复杂度、高立体化、高集成度城市产品需要高品质实现的时代需求。我非常赞同把总设计师制作为重要的深圳经验发展出来，这个制度雏形最早是在广州萌芽的，我们应当在深圳让它真正走向成熟、走向完善、走向制度化。具体而言，可以总结为“一统三协”：“一统”指总设计师首先是个统筹者和组织者的角色，要把复杂的城市系统和城市要素进行全过程的有效统筹，而且涉及到多专业。总设计师既应该充分利用和发挥政府赋予的决策权力，同时要保持专业的独立性，代表公共价值；“三协”首先是协助解决政府多部门协调问题，其次是协调多专业、多系统、多业主之间的关系，最后就是总设计师作为一个团队，协同团队内各专业把工作完成好。

在制度化的同时，总设计师制还要保有鲜活的活力。因为在空间层面上，就分为不同的尺度，譬如分城市、片区、街区、地段等层面；同时也有城市重点地区、一般地区的总设计师服务；从时间维度层面，长有耗时25年的汉堡港，短有快速建成的波茨坦广场，不同的时空维度上的角色之间，有巨大的差异性，也有很多灵活性，我们应该在制度化的空隙间，充分留出未来的想象空间和开放性。

深圳华森建筑与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执行总建筑师徐丹：

2014年我们通过前海建筑景观技术协调平台，参与前海规划管理的技术核查。头三年，我们在技术核查、技术协调、技术统筹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发现前海的开发建设情况非常复杂，规划实施也遇到了各种难点。到了第二个三年，管理局给我们的任务拓展到规划条件研究、现场巡查、规划验收等阶段，我们开始介入规划设计条件的提出，从单元规划、城市设计及专项规划中提取管控条款，落实到规划条件中，让规划能够真正传导到建设并落地实施。现在我们参与前海的工作整整六年了，今年也是前海十周年，前海已有部分片区初步建成，我们目前正与福斯特事务所合作前海后评估相关工作，希望能够总结前海规划传导过程中的建设成效及问题，反馈到城市规划管理体系中，用以指导后续的规划建设，形成一个闭环。

作为技术平台，我们在前海重点参与哪些方面的技术咨询？我觉得一是公共空间的统筹，二是交通市政与建筑的协调。前海小地块、密路网、高容积率覆盖率的规划模式，地上地下交通、市政管线、建筑之间怎么协调，这是我们日常工作的重点。前海街坊一体化开发，涉及到不同地块的数个开发商，各有各的利益诉求，技术平台或者总师的参与，就能起到很大的统筹协调作用。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执行总建筑师杨旭：

我和团队是配合孟建民院士开展总设计师工作的，所以体会可能有所不同，主要以下三点。

首先，我们今天讨论的总设计师制，重点不仅在于总设计师，更是在于“制度”。我们希望它未来能够成为有效的实施机制，而不是简单的制度。如果站在某个城市重点区域的层次上，可以聘请一位总设计师来解决问题，但在国家的宏观层次上，更多的可能是依靠创新机制来解决问题，因此还是希望多思考一下与城市治理相关的体制和机制。我们关注到住建部将出台“城市总建筑师”办法，同时也注意到其所关注的操作形式的可实施性难度很大，如果不慎重的去推进这一机制，在实施过程中就会出现问题。

其次，我们团队要从权力角色向技术角色转变。三年来，我们了解到有些事不适宜进行主观决策，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总设计师的责任与义务要清晰，而我们作为助手团队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如何避免让院士在未知事物全貌的情况下做出一些单维度的判断，保证每一次的咨询都发生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

最后，就是总设计师到底“动不动手”。一种说法是总设计师的角色就是“动口不动手”，另一种说法是总设计师团队每年收取大额咨询费，结果不应该只是参与了几百次会议。事实是在服务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当总设计师在场的时候，更容易产生值得思考的意见，而且大家也都会认同。这是因为有团队在日常服务中对问题持续性地深入研究和分析，最终得出的成果用于对决策的支撑，而不仅仅是协调和判断。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孟建民院士：

总设计师制目前处在探索阶段，每一个总设计师能留下个人的个性特色和意义，我认为这样确实能实现城市活力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今天我们共同探讨，就是为了形成一些共识，有助于将来开展有节奏、有阶段性的深入探讨。

总的来说，我认为这还是政府层面的工作推广，还是技术服务和咨询，如单樑所说的“一统三协”，协调好各方面错综复杂的矛盾，协助各要素同步进行，这其中存在满足工期及多方接受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都是总设计师的工作内容和特点。

另外，我认为在市级、区级各层面上，政府应该在意识上和思想上接受总设计师制。城市发展到当前这个阶段，由于城市的复杂性，其所涉及的专业领域更加广泛，变化速度更快，不确定性更大，总设计师制应运而生。过去的总设计师制实践更偏重于城市美学提升，实际上总设计师的工作对城市方方面面的功能协同都要发挥作用，寻求各方面的均衡协同。

在传统的城市设计管控中，设计是设计，管理是管理，都是单向地解决各个系统的片面问题。现在总设计师制是设计和管理的融合，强调整合协同，协调好了，各方面的效果就会更高效、更高品质的呈现。

我建议可以举办定期或不定期的联盟沙龙，共同交流探讨，总结形成深圳先行示范区的特色与经验，同时也得给政府反馈值不值得的问题。我们要让各级领导从思想意识上把它作为一个制度，作为持续的一项工作来接受，我们的总设计师制才有前景。

此次沙龙，是总设计师制实施过程中的重要开篇，也是城市设计实施机制探索进程中的积极尝试。作为先行区发展航道上的一员，如何做好城市设计航路的“领航者”，有太多的可能等待我们发现，需要每个参与者的践行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