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越

深圳355米超高层建筑赛格大厦晃动事件，引发了公众对超高层建筑的担忧。针对中国高层建筑产生的种种问题以及未来改进方向，媒体记者采访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

问：你如何看待赛格大厦晃动事件？

李晓江：这类大厦晃动事件，偶然性中有必然性。我们工科的专业人士都知道，建筑结构、桥梁结构本身是非常复杂的工程，尽管整体上讲，超高层建筑安全上没有大的问题，但是大型工程依然可能发生超出对现有自然规律认识之外的情况。比如构筑物的震动问题，作为非常复杂的理论问题，至今没有完全解决。

对于过于复杂的工程或者大型工程，用现在的标准规范看，技术上都符合规范，整体上都是安全的，但是并不等于100%不会出问题。因为标准一般是基于现有认识，越高层、越复杂的建筑，越有可能出现超出目前对自然规律认识范畴的情况。

所以，我个人观点是，没有必要不断挑战建筑的高度。

问：对于此次深圳赛格大厦晃动，你认为反映出中国超高层建筑发展的哪些问题？

李晓江：赛格大厦和深圳不少区位好、租金又不高的写字楼宇，既有办公，又有交易和小型加工/制造业。这是深圳特色的楼宇经济，但另一方面，因为办公、办事人员密度特别高，不利于应对突发事件。

问：最近调查显示，中国拥有世界40%高层建筑，中国150米以上的建筑达到2395座，200米以上建筑达823座，300米以上达95座，三项指标均居全球第一。近年来国内建造高层和超高层建筑的热情一浪高过一浪，你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李晓江：我将这种现象称为“贫困时代的遗产”。尽管过去几十年中国快速发展，但是贫困时代仍然给整个社会留有一种落后的价值观。建筑物拼命比高度，展览馆、音乐厅、机场拼命比面积等，就是其中代表。

当下我们已经逐渐走入后工业社会，贫困时代的价值观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当下发展。建筑物适当的高一点，适当展示形象可以，但不应将高度视为现代化的象征。

问：如果不大规模建造高层建筑，如何解决土地效率问题？

李晓江：高层建筑涉及土地效率问题，但是我始终认为，中国城市的土地资源，根本没有紧张到一定要建高层和超高层建筑不可的地步。

一谈到建造超高层建筑的原因，不少人将其归结为城市土地不够，不得已的选择。实际上，我认为是当下城市土地资源配置出现了问题。

国内不少将住宅层数建造到极高的城市，工业用地比例非常高，利用率却很低。这背后原因在于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大面积低价出让甚至白送工业用地。

另外，土地财政是地方收入的重要来源，一块土地容积率越高，一般拍卖价格也更贵，地方政府乐见其成。而在有限的土地上，建筑物容积率越高，开发商利润也越大，必然乐于建造高层或超高层建筑。

城市政府从追求土地收入总量最大化转向每块出让用地收入的最大化，而住宅用地又是面广量大的市场需求，由此导致居住用地的容积率不断提高。

目前城市土地资源存在典型的错配问题，相关策略亟待调整。

问：除了工程方面可能存在未知的风险，超高层建筑发展还可能存在哪些问题？

李晓江：一方面，高层住宅是高消耗、高成本、高碳排的建筑形态。在建造环节，高层住宅需要消耗更多的建材，由于交通、消防和结构造成较低的建筑实际使用面积率；在运行和维护环节，电梯、保温、照明的能耗更高，设备更新的难度更大；在拆除环节，其成本、难度和废物产出量也很高。

从全生命周期的绿色低碳效应和全生命周期的财务成本分析，高层住宅是高消耗、高碳排放、高建造、高使用与高维护成本的建筑形态。研究表明，与多层住宅相比，高层住宅的建设成本要高出50%到100%。

另外一方面，就是消防安全问题。高层建筑的火灾救援一直以来都是难点。有消防专业人士透露，能完全保证紧急救援安全的层数是15层及以下住宅。

所以我一直以来的观点是，写字楼、酒店建筑高一点也就罢了，高层住宅是未来最沉重的社会负担，而且可能是无解的负担。

问：你认为对于一二线城市，理想的住宅高度是多少层？

李晓江：我认为就是现在雄安新区和北京副中心的高度，12层到15层，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小高层。

在容积率合理的情况下，小高层是可取的。相比40层或50层的住宅，小高层一方面可以较好应对应急情况，另外一方面土地使用效率也较高。

其实，北京、上海住宅的容积率一直控制在2.5，但是前几年武汉、西安、成都等城市容积率一度达到4.5，近几年才有所改善。

2020年住建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的通知》，要求各地新建100米以上建筑应充分论证。今年发布的《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要求严格限制建设5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

国家现在已经开始限制超高层住宅的发展，未来情况一定会有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