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 盛媛

（上接第1版）建筑学家梁思成在20世纪50年代曾提出过一条著名的“中而新、西而新、中而古、西而古”建筑设计评价标准，他认为建筑民族化不能等同于简单复古，而是要推陈出新。人民英雄纪念碑四方体的碑形设计，正是他“中而新”观点的集中体现。

天安门广场南北长、东西短，人民英雄纪念碑如果只有南、北两面，而东、西面过扁，必然会影响气势，也不利于东、西方向的群众观瞻。因此，在保持中轴线上南、北立面重要性的同时，也有必要加宽纪念碑的东、西立面，从而为纪念碑四面的浮雕创作奠定建筑基础。

浮雕创作在纪念碑设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纪念碑分台座、须弥座和碑身三部分，台座上是大小两层须弥座，下层须弥座束腰部四面镶嵌着八块巨大的汉白玉浮雕。雕塑的内容经由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领导的小组认真推敲，并由中央审定，包括十块浮雕、八个题材，主题分别为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战争及解放全国。

八个题材的雕塑是由八位精选出来的雕塑家来完成的，他们互相观摩讨论，进入理性的思维，在风格上取得协调。在创作过程中，除了借鉴西方纪念碑的典范，雕塑家们还结队赴西安、洛阳龙门石窟等地参观鉴赏中国古代的雕刻遗产，并将一些雕刻精品复制下来，观摩学习。

雕塑的实际镌刻，由相当数量的“艺匠”来完成。十块汉白玉的大浮雕，镶嵌在大碑座的四周，高2米，总长40.68米的大型浮雕，雕刻着170多个人物，每幅浮雕里有二十个左右英雄人物，每个人物都和真人一样大小，他们的面貌、性格、思想、感情和姿态形象都不相同，生动地展现历史的风貌、人民的抗争、先烈的风骨、民族的正气。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创作，不仅是20世纪中国近现代艺术作品中极具历史性和艺术性的代表作，而且使新中国成立后的雕塑艺术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建设施工：精心采石 艰辛运输

1951年4月2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与中央文化部、军委总政治部、政协全国委员会等9家相关单位，召开纪念碑兴建座谈会，决定成立“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负责兴建工作。

1952年8月1日，修建纪念碑工程正式开工。“共和国第一碑”的建造，最主要的是选好碑心石，兴建委员会对碑心石材料的选择，十分严谨慎重。当时从全国各地采来的碑心石样，都被送到材料实验室进行检测，进行全面的比较衡量。最后，采自青岛浮山的花岗石石样因色泽、质地出众而入选。

纪念碑的碑心石，是建碑中最主要的一块大石料，称得上是中国建筑史上少有的完整的花岗岩，重达百吨。1953年4月，数百名工匠在青岛市郊浮山采石场开展开采工作。工人们在石料四周挖了个四米深的沟槽，再沿沟槽凿上几十个对称的楔子眼。然后，再在石料的两个长边对称凿出八个窝龛，在每个窝龛里放上起重量为200吨的千斤顶。采掘时，由石匠手持大锤将铁楔子插入楔子眼中，四面同时发力捶打，八个千斤顶一起压足力量……经3个月的开采，石料按预定方案成功从岩体分离。这块石料，长15.3米，宽3.55米，厚2.1米，重达300多吨。专家查看后认为，开出的荒料很好，符合纪念碑的建造要求。

石料的运输也面临重重困难。浮山采石场距青岛火车站约30公里路程，大部为丘陵地形。为方便转运，施工人员对石料进行两次加工，减轻其重量。之后，他们用千斤顶将石料放置在一个6吨重的卷扬机钢骨架上，沿搬运路线铺设一个移动“铁轨”，历经整整34天，这块大石料终于被运到了青岛火车站。到达青岛火车站后，又遇到了新难题：石料重量超过了负责运送的火车的额定载质量。经多方商量，决定在火车站就地对石料再进行一次加工，第三次加工后，石料重量减到94吨。1953年10月16日，石料终于安全运抵北京。

石料就位后，需要将其侧立进行加工。工人们首先用厚木料包住石料，用铁夹箍紧，然后再按预定厚度0.6米进行加工，将其减重到60吨。依当时条件，把60吨的石头安全吊起20多米高并顺利安装到碑身上，绝非一件易事。工人们用相同的石料造了一个小型的碑心石和小型的碑体，经多次模拟实验，最终制定了安装方案——利用滑轮原理，将纪念碑内部的混凝土方筒直接作为起重支柱，使用卷扬机进行吊装。碑身两旁各立一个高吊杆，以调整石料的摆动及平正，经过整整6个小时，碑心石最终吊装就位。

人民英雄纪念碑石料的采、运、装、雕，每一步都历经艰辛。仅碑心石采运一项就耗时七个半月，前后共有七千余名工作人员参与其中。

1958年4月22日，庄严肃穆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终于建成，这座凝聚着众多设计者、建造者的智慧、心血和汗水的纪念碑，成为天安门广场上的标志性建筑。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筑设计、浮雕创作与工程施工，皆突出体现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碑文思想。作为“历史的镜子”与“永久的坐标”，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立，在时间与空间上都拥有着重大的历史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