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的翻译家、文艺理论家、卡夫卡研究权威学者，叶廷芳与我国建筑师、规划师结缘整整二十八年而未间断，绝对是凤毛麟角地罕见。8月13日晚上6点59分，他给我发过一张微信截图，但是不到一个半月，他走了。

张学栋闻讯即发小诗一首：惊闻叶公辞娑婆，天上复奏文曲歌；忆昔论道抵掌欢，宛然苏子乐呵呵。建筑文学跨界聊，先生常出当头炮；多有洪兄巧呼应，雕龙文心英气豪。

我爱奇思怪想。人人都住在房子里，多要走进大剧院、体育场、博物馆及学校、医院、饭店，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些建筑是谁人设计的。于是脑子里岀现一个问题，建筑是个被爱情遗忘的大观园，应该请作家、诗人们写一写，推一推。于是就有了把作家请来与建筑师交朋友的念想。碰巧了，江西朋友请我帮助搞个活动，我把想法公开，他们说太好了。于是就有了1993年在南昌滕王阁举办的首届“建筑与文学”座谈会。

叶廷芳是首届座谈会的策划人之一。那次文学界参会有马识途、公刘、林沂澜、邵燕祥、张抗抗、叶楠、蓝翎、赵丽宏、舒婷、陈丹晨、刘元举、谢大光、邵大箴、何西来、瞿新华、姜嘉锵等人，建筑界参会的有杨永生、徐尚志、马国馨、高介华、戴复东、刘管平、徐伯安、周维权、艾定增、曾绍奋、张良皋、庄裕光、郭湖生、陈薇、曹汎、汪正章等人。文学界的名家一说大多读者知道，建筑界人读者陌生，但后来多是院士、大师、博导。

他对每届座谈会的筹备工作都特别关心。2018年9月，为了次年春天到大山区的磐安县举办第四届座谈会，他从衢州专程到金华与我面议有关事宜，具体到推荐汪兆骞、林丹娅等人参会及“走进大盘山”“为乡村振兴发力”之类座谈会主题定位问题。为了第五届座谈会的筹备工作，他又推荐了徐刚、饶翔、向云驹、杨闻宇、萧歌等人，我知道，这是在给座谈会增添新鲜血液。5月7日晚上8点，还有9点，他连发两条微信询问座谈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

叶廷芳自从与我们结缘，一直关注我国建筑创作与建筑文化的动态。2007年年中，他在《光明日报》发表两大版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反思与展望》。因为题材新、观点新，立马被《新华文摘》转载，并入编《中国高端论坛》一书。想不到华中科技大学建筑系80多岁老教授张良皋写了洋洋四万字的《中国建筑文化再反思》“回应”在当年《新建筑》杂志第三期。他认为，“叶先生正文从七个方面对中国传统建筑进行反思并提出本于良好愿望的建议，由于立论基点之欠正确，几乎全盘不得要领”。

叶廷劳看了张老发给他的邮件后写了一信作答：“您的文化心态不妨用6个字来概括：泥古、拒外、厌新。”

叶文开篇第一段写着这样的文字：“多年来我经常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中国人从天然资质讲，不亚于世界上的任何民族，因此我们曾经创造了世界先进的文明和灿烂的文化，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差不多从明代中期起的这五六百年来，我们却衰落了！”什么原因呢？叶廷芳进行“反思”，认为一是因为“纵向承袭的惯性思维”“习惯于向前人看齐，而不习惯于超越前人”“两千年一贯制”。进一步分析是因为“创造意识淡薄，鲜见图变求新”与“理论总结和理论建设的滞后性”。二是“技术传授方式的落后性。”一直以来的“师傅教徒弟的培养人才方法只能培出‘工匠’，而不是建筑工程师或建筑艺术家”。三是因为“忽视建筑的艺术属性。”不知道、不讲究建筑具有“韵律的美”“雕塑的美”“结构的美”“装饰的美”和“诗意的美”。四是因为“皇家建筑的无上威严造成国民心理的压抑性和窒息性”。“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的未央宫与“一片低矮和灰暗”的老百姓房屋反差“巨大”。而“在西方，皇家建筑与民间建筑之间你是无法找到这种对立程度的，至少在高度上”。五是因为“‘墙文化’的强大及其负面效应。”叶认为“中国的‘墙文化’反映了中国统治者‘一劳永逸’的苟安思想。”中国的“墙文化”造成了“国民心理的防守性”和“自我封闭性”。六是因为大家走进了“‘继承传统’的误区”。使“‘继承’成为对前人的形式和风格的单纯模仿和重复”，“成为抵制革新的挡箭牌”。深入分析“衰落了”的原因之后，叶先生把问题的根源归纳到人家是“石构建筑”，我们是“木构建筑”上面。说“我们的木构建筑——这里指达到辉煌程度的木构建筑——至少已有两千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从形式到风格都只是单一的发展，没有发生过质的变化，可谓‘两千年一贯制’。而欧洲人的石构建筑，仅自古希腊罗马起，其风格上的更新换代至少在一打以上：古希腊风格、古罗马风格……现代主义风格、‘后现代’风格……”。正是可恶的“木构建筑”，让中国“衰落了”五六百年，正是“制约我们发展”的罪魁祸首。叶廷芳因此希望“我们认真思考和克服”。其用心良苦显而易见。

但是，叶先生对“木构建筑”的认识是自相矛盾的。文中他写着：“从今天的人文科学看来，中国的木构建筑似乎更接近自然，更亲近人性。”他说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早就看到了这一点。在李著的《中国建筑精神》一书中说中国建筑始终贯穿着“人不能离开自然”这样一个精神。叶说“中国建筑的这一精神也符合‘后现代’的观点和理论。后现代建筑认为，建筑在现代主义阶段人性的东西，传统的东西丢失得太多了，所以它大声疾呼建筑应当以人为本”。因此，叶廷芳极为果断地紧接着写下：“这就是中国建筑的价值”。如此看来，把“我们却衰落了”的责任推到“木构建筑”显然是错误的了。何况古希腊的柱式，源于“木构”。这是外国古代建筑史书上写得明明白白的。中国之外的俄罗斯等很多国家“木构建筑”历史也很悠久。人家都不因为“木构建筑”而衰落，我们当然也不会因为“木构建筑”而“衰落”。

接下去叶先生说，自从勒·柯布西埃“四大头”们把现代主义搞得铺天盖地之后，人们发觉呆板的、全部抛弃传统的现代建筑是不对的。于是，他写下这样一段文字：设计师们“……转向对结构的重视。这时许多人发现中国建筑的长处，因为中国建筑的艺术奥妙和美学特征主要就体现在结构上！因此，作为现代建筑扛鼎人物之一的美国建筑师赖特就曾对中国建筑大加赞赏。”为什么？因为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装饰之美是和结构之美完全真实地结合在一起的。一点也没有加法加上去的累赘感，一点也没有做假做出来的虚假感，一点也没有用财物堆砌出来的浪费感。叶廷芳因此说“在这里，力学与美学难解难分”了。说得太好了！叶廷芳而且发觉，“被联合国列为‘世界遗产’之一的德国西南地区的‘桁架结构’就是相当美观的一种木结构形式”。说巴黎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等，“许多建筑物的结构都是裸露在外的，好像学了中国木建筑结构的特点。”叶老兄沉醉于赞赏中国木构建筑的结构之美的兴奋之中，忘记了自己说的“木构建筑”使我们“衰落了”五六百年！

犹如对于梦牵魂绕的情人，那种曾经的爱是很难掩饰的。叶廷芳在文中写着中国古建筑中的院落，“她不像西方的单体建筑一览无余，而是从地面层层展开，在时间中呈现她的音韵。不然唐代诗人杜牧何以投入那么大的热情歌颂浩浩荡荡的阿房宫，另一位唐代诗人王勃也不会以那么多的篇幅来描绘美轮美奂的滕王阁了。”叶发觉，这是因为“与西方建筑的几何造型不同，中国建筑以曲线造型为特征，多姿多态：那反曲向上的坡屋顶，飞檐翘角的古亭、古塔‘如鸟斯革，如翚斯飞’，极富动态，也就是说，雕塑感极强”；“中国宫殿建筑中的石雕、铜雕、木雕、玉雕、漆器、陶瓷制品以及梁柱上的雕刻都有许多上乘之作”；中国建筑“群山环抱、负阴抱阳、背山面水”；“中国的传统建筑很强调建筑与环境的关系”，讲究“得景随行”，讲究“巧在因借，精在体宜”，“追求建筑的诗意美”等等。这些特点都“直接沟通了西方‘后现代’的建筑理念”。于是叶先生写下结论性的文字：“我们中国建筑两千年来只对一种形式和风格进行了追求，并使之达到极致，成为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建筑艺术。”文章写到这里看官们一目了然，那就是：叶廷芳对自己祖国的传统建筑是完全肯定的。

所以这里我不能不说，叶先生在对中国传统建筑完全肯定的逻辑基础上，把五六百年来的“衰落”归罪于中国传统建筑，难怪张良老拍案而起，批评叶文“几乎全盘不得要领”。

但是，我不赞成“全盘”否定叶文。首都北京为了“夺回古都风貌”，硬是给北京火车站安上一个大屋顶，硬是在好多高层建筑、现代建筑身上“大贴古建符号”，“到处热衷于搞仿古建筑”，诸如此类的问题，叶先生指得很准确，批得很在理。然后还有“重修圆明园”的呼声震耳欲聋，然后复古风波及全国。此类现象让叶先生“经常思考”，忧虑，作“文化反思”，让一位老研究员为之关注，甚是令我钦佩。国人如果长此以往对这“现象”熟视无睹，不能不说是个问题。

有一天，张老先生打1个小时长话要我关注关注。我花时间捧着他们的文章研读，最后形成题为《多元并存 共生共荣》的稿子，18000字，发在《建筑师》杂志上，权作对老朋友的“关注”。我在文章结尾处写了：“对于两位老先生的争论，我不想搞折衷主义，更不是和稀泥。我只是该赞成的投了赞成票，不该赞成的投了不赞成票。这本是一个我们国人几十年来争论不休的老话题。但是这个老话题在今天进行考量，已经涉及到现代民主问题。为什么？因为新世纪的一切发明创造都应该建立在‘宜人’的准则上面。……希望春天的园子里百花齐放，越来越美丽。”

行文至此我要说，尽管两个老人争论争得不可开交，甚至白热化，但一个学贯中西，一个才高八斗，朋友仍是朋友。

嗣后张老先生对我说：叶廷芳，真君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