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琪琛
摘要：生态文明建设，是在产业资本扩张带来的负外部性对自然环境形成严重破坏、过度城市化对乡村经济和劳动力就业带来巨大压力、中国面临逆全球化竞争和前所未有的国际关系挑战的“百年未有之变局”下，我们党提出的关乎人民福祉、关联经济可持续发展、关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和重要战略。其深刻内涵包括但不限于碳中和、乡村振兴、环境治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等重要命题。所以，在生态文明建设新格局下，我们研究工程咨询行业的新发展道路，以新视域下的决策咨询、成本控制和项目管理服务赋能生态文明建设，是该行业本身谋求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为伟大民族复兴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建设工程咨询
1.引言
从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突出强调其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地位和功能，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十四五”规划建议，其中“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认和谐共生”章节将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方向和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清晰，可以说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被提升为党和国家开辟人类文明建设的新格局、开启中华民族存续兴盛的新征程的大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伴随着中国基本完成国家工业化，并进入国内资源资本化为实质的30年改革开放进程，大规模城市化带来的政府投资和房地产行业的急速扩张给建筑工程行业带来了空前的繁荣。而工程咨询行业作为其细分专业，也分享了丰厚的改革果实和发展红利。然而，随着产业资本化的过度扩张带来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过度城市化带来的地产业态过饱和、空前的就业压力、“三农”问题由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均而逐渐突出并愈演愈烈及政府坚持“住房不炒”的宏观经济调控。工程咨询行业扎根传统建筑，依靠房地产企业“圈地生财”的规模效应以获得高利润率和增长驱动力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传统地产行业增量市场式微的情形下，工程咨询企业在存量市场中的博弈将陷入低效的价格竞争泥潭。在此困局之下，跳脱出传统地产行业的框架，探索新的业务模式和专业分工领域，是当下每个工程咨询企业都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新的时代背景、宏观经济和国际格局下，乡村和自然生态保护区作为劳动力和自然生产要素的载体，有着承载产业资本过度扩张和超前城市化而转嫁的风险和实现经济危机“软着陆”的能力，也是下一轮宏观调控和政府投资的重要落脚点。由此看来，工程咨询行业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项目，其必然性和必要性是十分充足的。
本文拟对生态文明建设和工程咨询行业的相关性做出分析，探究工程咨询行业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互动模式和共生关系，并就工程咨询行业深入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切入点和基本路径进行阐述。
2.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格局下的丰富内涵
2.1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必要战略选择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内生性发展战略鼓励私人资本和外生性的国际金融资本流动性注入的双重因素影响下，基本建设带动了自主工业化的崛起，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制造能力最强、产能最大的国家。中国已经完成了基本的工业化，并将一套相对完整的、高效率的工业价值链纳入到了国家产业链体系中。然而，从中国2015年以来因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金融紧缩及外需全面下降引发产能过剩危机以来，其改革转型和应对外部输入型危机期间所蕴含的潜在风险已经逐渐浮出水面，具体表现为“两大矛盾”（社会矛盾和生态环境矛盾）和“四大失衡”（城乡结构失衡、地域发展失衡、贫富差异失衡和经济部门之间的失衡）。
在过去“举国体制”和“城乡二元结构”及配套措施的调控之下，广大的农村本可以发挥其作为劳动力和过剩产业资本“蓄水池”的作用，承载了21世纪以来美欧主导的金融资本所爆发的一轮又一轮危机对我国（特别是沿海地区）产业资本集中的城市带来的冲击。然而，当我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特别是从2013年开始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以及随之而来的乡村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要素被金融资本定价、趋于商品化，农村对于社会危机“软着陆”的稳定器作用已经日渐消退，这也导致了其在之后2015年的危机中对于城市中大量失业风险的化解作用已经明显下降，这可以说是当下中国在“后工业化”时代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
殊不知，在金融资本不断虚拟化扩张的表面之下，真正作为我们国家经济支柱的是基本农产品自给自足的农业和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由于工业资本具有通过其逐利性和内生扩张性以获得规模效应的特点，我们国家为了应对“后工业化”时代的危机，以全面发展多功能农业、改善小农生产生活、稳定土地政策、保障粮食主权、推动人与自然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为主导路径，并将现有的工业体系按照生态文明建设路径进行优化升级，以充分优化农村的消费结构，充分解放农民的消费能力，充分发挥农业农村对于危机的“稳定器”功效。
2.2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针对自身环境条件的必要战略路径
产业资本迅速扩张、金融资本高速增长的另一个代价是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资源的破坏。若不对生产要素的流动进行一定的限制和引导，资本内生的逐利和扩张性质会促使其不断地蚕食自然资源并对其进行定价和资本转化，最终导致的就是自然资源的消耗殆尽和生态系统的不可逆损坏。自从中国纳入全球产业链，进入到所谓的“全球化大规模协作分工”，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奉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通过地缘和币缘战略、军事霸权和文化“软实力”等手段向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转嫁其高污染、负外部性的产业和随之而来的阶级矛盾，以维持其本国高昂的制度成本和社会福利成本。进一步通过掌握货币结算霸权、产业结构向外转移和金融资本回流，西方世界的大型跨国企业又可以通过极低的融资成本对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进行低价收购和占有，生态资源的人为破坏和向外流失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极为严峻的挑战。
马克思认为，人的发展和规划是以自然发展规律为依据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形象比喻，阐述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更是在马克思“自然生产力”的基础上提出了“环境生产力”的重要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以“环境生产力”为内生驱动，根据我国城市化背景下乡村振兴遇到的实际瓶颈和自然资源的禀赋条件，将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等生态经济的优势，谋求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福利、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环境的需求并协调各区域间的平衡发展。生态文明建设这一重要战略的提出和内涵的丰富，预示着只有一方面通过政府监管和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把控生态资源主权，另一方面主观能动地改善生态资源往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转型，才是中国应对西方新自由主义和金融霸权主义下对中国丰富自然资源的侵占和掠夺的最佳手段。
2.3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应对逆全球化挑战的必要战略部署
如前文所提，目前的世界格局是以美国为主导核心国家群体的经济结构趋于高度金融化，其通过“后冷战”意识形态所衍生出的各种地缘、币缘和文化软实力战略将对以中国为主的、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政治、社会双重成本的风险转嫁，并使其被动进入经济金融化和所谓的“新兴市场经济”，进而对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进行收割和资源主权进行掠夺。这种战略向外表现为“逆全球化”特征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其内核与底层逻辑则是由于金融资本主义的内生性矛盾所决定的。
在这样的全球竞争态势和宏观背景下，习近平强调，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而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的基础，就是生态环境的和谐稳定以及自然资源的可循环利用。所以，深入贯彻党和政府明确提出的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发展战略，能够起到应对逆全球化挑战“压舱石”的重要作用。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建设，绝不是盲目地模仿过去城市化进程的做法，将城市中的产业集群叠加在生态环境建设区域上，而是基于自然资源禀赋和生命共同体理念对生态体系及构成元素的保护治理，以及动员多元社会主体、多维度地参与到区域一体化的生态文明建设项目中，并构建协同联动的管理评价体系，做到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的新型城乡整合。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成员，生态文明建设通过其特殊战略定位和影响能够融合并促进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和有机平衡。这样，在构建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激发乡村活力，改善人民福祉和生活环境的同时，也夯实了农业和农产品作为国民经济的地基，重塑了乡村对于城市产业资本扩张带来负外部性和外部输入型经济危机的承载能力。另外，作为相继堕入“发展陷阱”的新兴市场国家群体中唯一还能凭借制度安排和战略决策比较优势录得国际贸易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盈余的中国，是有能力、有动力、有信心带领其他同样陷入“逆全球化”困境但自然资源丰厚，具备生态文明建设优秀条件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例如巴西、委内瑞拉、印度、南非等）构建生态文明战略联盟和命运共同体，以重构未来的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
3.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的工程咨询行业
3.1工程咨询在生态文明建设中重要作用
毛泽东曾经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任何工程项目的实施和建设都应注重决策咨询机构的参与和意见，尤其对于生态文明建设这样一个新兴领域中的工程项目，工程咨询机构的研究调查能力在项目牵头方在决策和管理过程中能够提供宝贵的实用意见和指导力量，因为工程咨询机构拥有大量实际的项目经验和基于实践所积累的项目数据库，并且工程咨询工作人员汇聚了所有工程项目建设各细分领域的人才智库和专家型团队，其本身的工作范围是多专业、多学科的交叉领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信息科技、数据分析、工程技术、环境、生态等多个方面，其本身的工作性质和岗位职责也决定了工作的整合性、创新性、预测性、指导性和统筹性，并需要协调沟通多方关系和组织，处理复杂多变的因素，以确保项目可以稳定顺利地推进。
所以，工程咨询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是相互依存、螺旋上升的关系。工程咨询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决策建议，而生态文明建设工程的实践经验又反过来影响和更新工程咨询团队和智库的决策。从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到“十四五”规划确立生态文明建设为重要发展方向以来，众多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国家重大工程陆续开展，如雄安新区白洋淀生态修复工程、“十四五”大型清洁能源基地和智能电网的区域协同建设、南水北调和“三北”工程的持续深化推进、上海的五大新城建设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环境治理、防治大气污染重大工程等，其前期决策阶段、设计勘察阶段、施工阶段、运营投产阶段和后期运维阶段都需要对社会稳定性风险、环境影响、节能情况等多方面进行分析和评估，对和生态文明建设有关的方面更是要做出前瞻性的预测和考量。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工程咨询始终是贯穿这些项目全过程和多个维度的。工程咨询秉持公正、独立的精神，遵循科学、审慎的原则，运用工程技术、科学方法、经济管理、法律法规、数据分析、数理建模等多学科方面的综合知识，为国家政府部门、项目业主及其他各类客户的生态文明建设工程项目中的管理、决策、协调、规划、设计、施工、评估、监理、安全和经济等维度提供咨询活动的智力服务，在生态文明建设工程中不仅起到了智库支持和协调管理的重要作用，更是通过助力生态文明建设，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打造人与自然能够和谐共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3.2 工程咨询赋能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生态旅游业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环境生产力”将整个自然生态环境都纳入到了生产力系统中，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背景下丰富和拓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伟大实践，也是我们践行生态文明建设最为核心的内生变量，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他曾经指出，如果将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环境生产力”理论赋予了该三大行业新的时代内涵，也给予工程咨询在该三大行业中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首先，发展生态农业就是以尊重自然环境和保护农业资源为基础，在保障农产品和农副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利用现代农业科技，科学合理地开发农业种养实践，统筹规划地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平衡，给社会整体带来正外部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注重对农业农村的投资建设，社会资本将大量涌入农业建设，大量的农业投资项目应运而生。除了“资本下乡”政策的全面推进和深化改革，近年来“三农”问题的日益突出和乡村振兴战略路线的确定也使得工程咨询切入农业市场的机会不断出现，农业农村政策利好市场潜力巨大。然而，伴随着巨大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的，是农业项目管理规范和市场化竞争规则的逐步完善与加强带来的监管压力，也是因农业产业系统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区域差异性对咨询从业人员的综合分析能力及农业专业能力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工程咨询机构的业务应紧贴农业产业链，提供全过程、综合、全方位、多层次的咨询、决策、评估及管理服务，同时把握生态农业的发展趋势，主动转型升级并获取新的增长机会。
其次，生态工业发展的内涵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第一，要转变传统的产业资本结构化扩张模式，用创新驱动的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路径替代过去的由要素驱动的单一产业链叠加发展路径。第二，要持续积极地推进生态工业建设项目中的各个要素的绿色转型，包括决策、管理、设计、施工、生产、渠道、物流、运营乃至终端的消费都要将绿色环保、节能减排和生态可持续纳入决策依据和评价指标中。在这个过程中，工程咨询的作用和影响能够贯彻始终，其原本已经比较完备的工业建设项目咨询体系能够给生态工业的建设提供非凡的智库资源和技术支持，也能通过丰富的项目经验和管理方式有效地把控项目进度并降低项目中蕴含的各类风险。然而，工程咨询服务提供者也必须意识到生态工业建设与传统工业建设的区别和联系，要能够理解业主的核心需求已经发生转变，即从过去以破坏环境和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式的工业扩张和经济发展方式向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工程咨询企业必须将生态工业化、工业生态化的思想融入并贯彻到项目咨询的全过程之中。
再次，生态旅游业的发展，必须坚持“两山论”的理论基础，探索生态优化和绿色发展的道路。生态旅游业建设的终极目标，是促进乡村经济发展、文化复兴、助力农民脱贫致富、激发乡村的生产能力和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为了实现该目标，工程咨询在助力生态旅游业的实际项目中，必须要科学地处理好开发和保护之间的关系，既要严守生态底线，例如从控制旅游环境容量、地质水文灾害影响分析、历史和自然文化遗产保护等角度努力控制和减少项目开发过程中对生态资源的负面影响，以便指导生态旅游业项目的开发和管理，创造出给人民带来更多幸福感的优质生态旅游资源；同时也要充分运用工程咨询从业人员的丰富项目经验、跨专业跨领域的知识技能和创造性思维，积极探索和实践，因地制宜地将当地的生态优势转化成为产业转型升级和群众脱贫致富的地缘比较优势，不断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3.3从碳达峰、碳中和到绿色建筑
《202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并于2060年实现全面碳中和。碳达峰是指某个地区或行业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然后经历平台期持续下降的过程，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由增转降的历史拐点；碳中和则是指某个地区的年度人为活动直接或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与其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改造、建造新能源基地等生态文明建设项目所能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
显而易见，“碳中和”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终目标之一。生态文明建设项目的推进又离不开建筑工程，所以为了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绿色建筑理念的提出和推广是紧迫的，也是必然的。工程咨询在绿色建筑项目中所扮演的角色，是通过建筑设计、施工技术、项目投融资和环境影响等相关内容的管理，为工程建筑提供绿色技术相关的服务，从而能够减少能源消耗、高效利用生产要素和土地资源、降低建筑综合能耗和节约项目成本等绿色建筑的目标。
当前的绿色建筑工程咨询业务方兴未艾，往往实际的管理工作仅按照僵化的星级评定标准推进，缺少因地制宜、动态调整的增进意识与方法论。然而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提出以及对绿色建筑工程的重视，未来的绿色建筑工程咨询业将肩负着资源保护、生态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多重责任，而不仅仅是一项治标不治本的“面子工程”。政策的鼓励支持、大量专业技术人才的涌入和建筑信息数字化的浪潮将使得绿色建筑的工程咨询业务迎来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
（作者单位：上海申元工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