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来年前，因为创造了诸多“远东第一”的纪录，上海便有了“大上海”的美誉。摩登、先进、典雅乃至奢华，是大上海的熠熠光彩，也是令人向往之所在，令上海人优越之所在。

不过上海人自己也知道，许多的优越感，都是精神上的，或者说是上海这座城市面子上的，并非自己过日子的优越。“大上海”是上海的骨骼、相貌、血型、性格……还应该有一个“小上海”，是布满上海全身的毛细血管，是弄堂里的上海，是烟火气的上海，是角角落落的上海，锱铢必较的上海。

小上海不是棚户区、下只角，和收入低、学历低的人群；小上海是体现最普遍市井民风的上海。

大上海和小上海，看似对立，实际上，大小上海的叠加，才是更生动更真实的上海。只不过很多时候，人们被大上海的光耀所吸引，虽然也会看到弄堂烟火气的缥缈，但是比较多停留在物质意义上的怀旧回望，对小上海之“小”，对小上海毛细血管之细，之通达上海周身，还是轻描淡写居多。

引发我这番思考的，是美好的童谣和粗鄙的俗语两者间的“同途殊归”——在相似的环境中产生，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境界，前者飞向了大上海的梦幻，后者落入了小上海的逼仄。

笃笃笃，卖糖粥，三斤胡桃四斤壳，吃侬肉，还侬壳，张家老伯伯，问侬讨只小花狗……

这是最经典的上海童谣了。童趣，美好，幻象……谁都无法解释，糖粥、胡桃、小花狗之间有什么逻辑关系。不要紧，童谣大多这样颠来倒去的。

童谣没有时代指向，没有贫富贵贱，无痛无疾，满足的是童年的美好。

在童谣之外，还有一种哼唱，也朗朗上口，但是和童谣之间，看似完全不同的“三观”。

“1958年，倷娘养出侬只小癞痢”“廿四跟肋排骨弹琵琶”“噶许多萝卜轧了一块肉”……

一点不美好，像是蓝领油污的工具袋一样，塞满了日子的窘迫，生活的尴尬，体面的缺损；让人备受讥讽、歧视和起哄，还很刻薄。文明修养是荡然无存的了。不管是在什么年代，它们从来不登大雅之堂。

但是它们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渗透力，顺着弄堂，顺着学校操场，顺着孩童和成人的嘴角，蔓延、传扬。

我把它们称为“俗语”。不雅，却也因为俗而简洁明了，直达市井的笑点——一个人的痛点铺垫了所有人的笑点。在痛点和笑点的世俗行为中，俗语漫画式地勾勒了某个年代的世俗生活片段。

俗语，自有它不俗的内核。

俗语有稚趣，有野趣，有智趣，还有年代之趣。俗语不仅是儿童的哼唱，也是成人的语境，不像童谣，只是稚童的幻象。真要佩服俗语无名创作者的智慧。

俗语是杀器，重在精神杀伤；伤害不大，侮辱很大。但是这种杀伤，往往是自杀式的杀伤，或者说是自杀式的同归于尽。因为所有的杀伤都是有强烈年代感的自嘲，在极尽能事羞辱对方时，自己恰也是被羞辱的对象。比如用“廿四跟肋排骨弹琵琶”来羞辱对方的骨瘦如柴，贫穷年代谁都是面黄肌瘦，谁都不可能脑满肠肥。

俗语很俗，却俗得有底蕴，每一句俗语，都足以牵出一个年代，虽然牵扯的方式不讨人喜欢。比如，有些喜好到处传播他人隐情的人，至今还被叫作“小喇叭”，谁能想象得到，“小喇叭”的梗，来自上世纪五十年代电台儿童节目《小喇叭》？

俗语还暗藏了高深的文化和艺术。想一想，“廿四根肋排骨弹琵琶”，为什么弹的是琵琶，而不是古琴不是月琴？我简直怀疑，这句俗语的始作俑者，是某位评弹名家的即兴笑语，只有他们才了然琵琶和肋骨间的奥妙，才会像如今的脱口秀信手拈来。

越是贫穷窘迫，俗语越是创造力想象力无限。如今，日子渐渐安逸，俗事少了，俗语也没有了。只是偶尔触景生情般地想起了某一句，这时候的俗语，像是装了许许多多不同念想的漂流瓶，漂到了我思维的荒岛，打开来，漂流瓶里装着的，竟然是很多年前我们一代人漂出去的日子，一幅“珍宝”级的上海市井风情画长卷。

俗语就有了社会学的意义，有了民俗学的意义。俗语是回望上海贫穷苍白年代的一个小孔。俗语内含的社会、民俗和文化的价值，长期被忽视，被低估，被当作不文雅之物丢弃在少人顾盼的角落里。

俗语诞生于苍白的年代，表达的内容也是贫穷和窘迫，嘲是真的，笑也是真的，幽默也在刻薄中滋生。市井之笑语，市井之欢趣，从未因为生活贫穷苍白而丢失过，甚至可以这么说，那个年代的欢趣值，高得不可思议。

上海俗语，就是上海欢言。

欢言谁与共？你我世俗人。

李白有诗句写道：“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大意是说，欢言笑谈得到放松休息，畅饮美酒宾主频频举杯。陶渊明也有欢言诗句：“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诗意更加直白无需解释。以两位大诗人的“欢言”诗句，来注解上海人的欢言和上海的欢言年代，倒是别有意思的。

欢言是生活状态，且有生活情景。从中也可以推断出：有欢言的生活，一定还有有欢趣的日子。有钱有滋味可以欢趣，无钱无滋味可以创造欢趣。弄堂、石库门的俗常欢趣，是欢言的母体。

尤其是石库门为代表的上海弄堂生活，因其私人空间几乎被完全忽视而最富有戏剧性效果。人人都有故事，人人都暴露在无处逃逸、无处隐身的舞台上，只在于舞台的投灯是投在哪个人身上。

有含辛茹苦的正剧，有自得其乐的生活剧，有鸡飞狗跳的闹剧；有奋发图强的励志剧；有眉来眼去的言情片，有咬牙切齿的战争片……合在一起，是一出以石库门作绝对主角的上海市井轻喜剧。这就想得明白一件事情了：几乎所有的石库门题材电影电视剧，都是轻喜剧风格的，盖因石库门每个角落都挤满了市井的欢言与欢趣。

当然，石库门只是上海最大最密集的市井民风集散地，而市井民风，欢言与欢趣，绝非上海弄堂独此一家的土特产。人心大同，凡有人在过日子的地方，皆有欢言。即便是巴黎的塞纳河两岸，纽约的百老汇，泰晤士河上的伦敦桥，肯尼亚的草原，南极的冰川……

欢言是世界性的行为语言。从石库门到世界各个地方的什么什么门，语言各异，欢言皆同，只是欢言的解读体系完全不同，欢趣更需要有破解它的密码。人性、情爱、做派……吃喝拉撒之类，开门求雅趣，关门做俗事。就像雅趣可以做俗，俗事也可雅做，俗事更兼智慧。

况且，市井的雅和俗，欢言的清和浊，常常叠加或者换位，以至会有错觉，会有错过，会有错位。可以因错觉做了一件雅事，也可以因错觉做了一件俗事。旁人则也是因为错觉而将雅俗倒置，事情却是回到了原点。世界性的欢言和欢趣，就是如此这般的出人意料而生动有趣。

每件事情都有原点。《上海欢言》也如是。书中“留声机，小喇叭”辑，是我刚刚完成的个人专栏，每月一篇，发表在曾经供职的《现代家庭》杂志。专栏文章需要图文相佐，我请来了潘方尔先生，他的漫画是文人画，不求画入文中，却是话外有画，尤其是他的“潘式”非诗之诗，让人想到了比文章更远的地方。几年前，潘方尔喜欢半夜时分在朋友圈发漫画，我常常因他的漫画和非诗之诗笑出声来，由此睡眠受损。

还是在2022年专栏尚有半年未完成之际，本书责任编辑陈屹问我有没有可以成书的文章，让我想到了二十年前陈屹向我约稿的往事。当时陈屹在《新闻晨报》负责随笔栏目。应她之邀，我每星期为晨报写篇随笔，大约写了两年。我曾经对陈屹说，许多人都说我《上海女人》不错，其实我知道，在晨报上写的都市随笔，改变了我之前写杂文的习惯，无意间为之后的《上海女人》以及再之后的上海系列，打开了新的写作天地。所以，当陈屹向我约书稿时，我一下子想到了我和她之间的原点。相隔二十年，再签编辑和作者之盟。

谁都回不到过去，但是很多年后，有些事情会有很奇妙的关联。念及过往，并非所有的原点都让人惬意，但是与有惬意的过往关联，是更加的惬意。关联，算不上是欢言，可谓欢趣。欢趣则直接萌生了《上海欢言》。

我不敢妄论李白和陶渊明“欢言”诗句之高低，但是完成本书书稿时的心境，更贴合的似是陶诗——“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

《上海欢言》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