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同济八骏”之一，他是建筑实践教育的坚守者。自律，节制，不随波逐流。在建筑设计行业下行以及院校体系下建筑实践不断被边缘化的当下，身兼教师和建筑师的角色，李立展现出一种坚韧、理性的探路者的形象，希望以适当的建筑表达方式，与城市历史人文发展的脉络形成呼应，并将自己的实践和认知传递给后辈。
记者：您的设计主要以博物馆和美术馆这类文化项目居多，您为什么要选择这类项目作为自己的主要舞台？
李立：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博物馆项目是建筑实践里的一个特别的领域，它要求高度的综合性，它是带有文化属性的，又能敏感反映时代的发展。选择博物馆作为一个研究方向，是可遇不可求的机遇。另外，有机遇也说明得到了社会一定的认可。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所以我选择在这个领域深耕，反而能够获得一些新的不同的体验。
记者：您设计的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与早期的洛阳博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相比，在设计理念上是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李立：我觉得洛阳的三个博物馆可以放在一块儿对比。洛阳博物馆面积4万平方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3万多平方米，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又是3万多平方米。在洛阳建那么多规模相近的博物馆，必须差异化发展，博物馆的空间以及运营模式就得创新。对一个城市负责任的话，你就会自觉这样做。建筑师必须要沉浸在那个地方的环境中，摸清楚它到底需要什么。
我在洛阳的实践分为两个阶段。洛阳博物馆是我在那里的第一个项目，2009年完成。从当时洛阳城市发展阶段出发做设计，当地关注的是地标性建筑，我们用最传统的石材做博物馆的外立面。到2019年我们又完成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但这个十年洛阳发生了很多变化，文化建筑的城市性就显得特别重要，它要融入社区生活，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是相对开放的博物馆。我们不愿重复过去的构造做法，所以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室内外都用了夯土。这个项目上，我们实现了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夯土建筑。在有限的两年时间内，我们把这个概念实现了，是很不容易的。
而到设计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的时候，我们又借鉴了唐三彩的做法。我们找到做唐三彩的老艺人，用唐三彩陶瓷挂板作为建筑外立面。曲面的屋顶，在阳光的折射下呈现波光粼粼的效果，特别像水的质感。
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是非常开放的，它不是一个典型的博物馆。我们在其中设置了许多教育空间、多功能会议空间，希望把它打造成一个具有文化会展功能的空间，更多的是作为城市的公共文化客厅。事实上，我觉得这个目的达到了，因为它成为洛阳非常热门的网红打卡地，它并不是一个完全静态展示的空间。
记者：第一步其实很难的，怎么样正确地摸准那些城市的脉搏，正确解读当地的地域文化？
李立：正确都是相对的。不可能第一次去，你就摸准了，那不可能。在设计西藏美术馆时，我也遇到类似的挑战。一个生活在沿海城市的建筑师怎么去把握人家传承千年的地域文化？
当时我是做足准备的，我去参观布达拉宫、大昭寺、哲蚌寺这些经典的藏地文化遗产，另外也去拜访了西藏当地的艺术家。因为是设计西藏美术馆，我要去了解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几十年的艺术家为什么盼望有个美术馆，诉求是什么？然后大家在某个节点发生碰撞。
西藏美术馆建造在海拔三千多米的拉萨水泥厂旧址上，是当地重要的红色工业遗产，现在它已经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美术馆。当时，我忍着高原反应爬上水泥厂的屋顶，边边角角都走到了。西藏的工业遗产改造和上海的情况很不一样，不能简单地照搬过去。我要把水泥厂的本身空间的潜质都摸一遍。
记者：那么，在上海做博物馆项目又有什么不同的体验呢？您设计的上海博物馆东馆在2月初开放了，现在这个方案其实与您在2016年参加设计竞赛时的方案有很大的变化，您是怎么评价这两个方案的？
李立：上海博物馆东馆这个项目可以讲很多故事。当时同济设计院错过了上海博物馆东馆第一轮招标。恰好这个时候，上海办了浦东三大场馆国际青年建筑师设计竞赛，我参与这个竞赛可能心存一点点念头，看看有没有可能性。结果，第一轮招标业主没选出满意的方案，而我们是上博东馆青年建筑师设计竞赛的第一名，然后业主开始第二轮招标，我们就名正言顺地参加了，又经过一年的激烈比选，最后是我们中标了。到现在已经是第7个年头了，上海博物馆东馆终于将在2月初开放。从这个角度看，这是一个励志的故事。
当然，很多人表示喜欢我们青年设计竞赛的那个方案。其实，建筑设计不是说一定这样不能那样，事实上它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我们做“五色珍宝”方案的时候，没有任何约束，与业主也没有交流，因为是青年建筑师的概念设计竞赛，我们就按照一种建筑学的判断做设计。但是，到了工程投标阶段，我们与业主有了直接的交流，就知道这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博物馆。这样的国家级博物馆，它有收藏、展览、策展，还有更重要的研究功能。业主对自己的馆藏藏品特征、储存状态、展陈条件、日常管理都提出非常详实的要求。根据这种条件，原来散点布局的方案就不成立了。建筑师的设计要与业主的需求结合，在某些功能模式上可以有创新。
与人民广场的老馆相比，上海博物馆东馆更讲究城市性，就是跟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同时上海的发展又是处于国际视野、全球语境下，建筑师凭借对城市发展脉搏的敏锐感知，就会做出一些不同的东西。
我们在上海博物馆东馆的主要创新之处是在空间内部创造了城市街道空间的体验，通过这条城市街道实现博物馆24小时开放的理念。公共空间有大量的文创、咖啡等商业消费内容，满足观众可玩、可游、可体验的需求，我对它有很高的期望。
记者：您既是同济的老师又是建筑师，我发现，您经常把老师的角色置于建筑师之前，是这样吗？您是怎么评价这两种角色？
李立：对，我确实首先是一个教师，不是全职建筑师，这意味着什么？教学是工作的一部分，一方面塑造建筑，另一方面要塑造人。我必须有一部分时间花在本科教学、研究生教学上。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实践就带有一定的研究性特征，更多地聚焦于某一类的建筑，比如文化建筑。
我总觉得，能盖出好的房子，我还不够满意，如果我能够培养出来好的学生，这样才比较圆满。尤其是在当前行业下行的背景下，像我带的实验班教学，今年开学就有三个学生说要转专业了。学生一个个离你而去了，老师怎么办？老师还得在讲台上站好，希望给当下的年轻人传递出坚定的信念。
我选择教师这个身份，是我享受这个身份，因为这个身份带动我发现了自己，让作品具有自己的特征和属性。
作为教师，我在创作过程中一直在思辨。比如我们在洛阳做的三个博物馆项目，可以看到这种思辨的过程。我不愿意重复，所以我们工作室的作品一直在滚动前进。
记者：您前面也提到一些优秀的学生转专业走了，您坚守的信念何来？
李立：我们这一代建筑师确实是很幸运的。这30年，我们见证了建筑设计行业走向巅峰，现在行业又往下走了，这种人生体验有种沧桑感。
我来上海已20年了，才有机会在上海做项目。之前我们的项目大部分都是外地的。现在我们能实现上海博物馆东馆的设计，也是通过20年理解了上海这座城市。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连两年都等不了，不要说20年了。
许多学生立场不坚定，走就走吧。但是这时，我觉得作为一名实践型教师就特别有存在的必要。现在大学里带有实践特征的教师已经是极度边缘化了，大学已变成以研究为主体，建筑实践被边缘化。建筑学作为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如果离开实践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必须有一部分人来做这件事情。虽然已经被边缘化了，但我还是要坚守岗位，给学生们传递出一些正向的能量，就像“最后的莫希干人”一样坚守下去。
记者：您在东南大学时师从齐康院士，在同济时又跟随卢济威先生一起合作了很多项目，从这两位建筑界前辈身上，您觉得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李立：那是我最宝贵的一段经历。传统建筑学就是依靠师徒传承的方式在传播，你跟随什么样的老师，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的未来发展。我作为教师，有义务要教出好的学生，就是希望能够把自己传承的经验再传递给学生。
从齐先生身上，我感受到一种高屋建瓴的学术视野，他对总体设计的驾驭能力以及建筑艺术的极致追求是我要学的基本功。卢先生是国内公认的中国现代城市设计领域的开拓者，他教给我从宽广的城市视野来看待建筑设计。当年我做博士后的时候，卢先生就跟我说“城市设计能让你的建筑设计如虎添翼”。20年来回头看，他这句话对我影响至深。卢先生从城市的视野、城市的职责和使命来做设计，深入思考这个建筑与城市的关系。
在城市里的每一栋建筑都有它的城市属性乃至于公共属性，因此一定要带有一种城市性的观点去思考建筑设计。由此，我领悟到，把建筑置于城市大系统中去思考，把建筑理解成城市中的一个分子，而不是孤立地把它看成一个地标建筑，这个思路是完全不一样的。
齐先生和卢先生给予我非常充足的养料，也让我有了后续自主学习的动力。现在，我也经常对学生说，跟着老师都是阶段性学习，老师教了思考的方法，作为学生要自主学习、自主思考。因为每一个人的学习都是要贯彻终身的。学生学会了老师的方法，后面可以自主发展自己的新方法，这样就建立了一个知识更新迭代的好习惯，职业道路就会走得长远。
记者：从建筑创作者的角度，您认为城市更新的意义有哪些？
李立：我国在经历了城镇化快速发展之后，城市的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上海往往是引领风气之先。新年伊始，上海市举行城市更新推进大会，是深谋远虑、高瞻远瞩的，也起到一个风向标的作用。我想背后的深意值得我们建筑师去思考。过往粗线条的大拆大建的城市发展模式，在今天已经遇到它的瓶颈。
今天的城市更多的是要往韧性城市、疏密有致的一种城市形态发展，这就需要精细化的城市经营理念。过去，粗线条的建设模式立竿见影，投资就有收益，赚钱可能快一些。现在是算总账，算长远的大账，城市通过精细化发展，通过细腻编织已经趋于饱和的城市，使它呈现一种有序的新景象，让更多的人从这种城市更新中受益，我认为这是一种新的经营城市的理念。
上海作为中国最先进的城市之一，城市的基本面还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怎么让老百姓在这种发展中有深刻的获得感和融入感，进而与社会的发展同频共振，我想这就是城市更新的更深层的社会意义。
从建筑创作来讲，过去我们往往把艺术性作为最主要的评判标准，现在我们要反思；过去惯常的标志性设计语言，现在更多的要让位于一种更悄无声息的、更深入人心的设计干预。
记者：更悄无声息的设计干预是指哪些手法？
李立：过去我们讲建设新城，今天我们会讲城市织补这样的概念，希望通过像绣花针一样的干预，使得过去很粗放的城市空间细腻化，使得所有的毛细血管都更加畅通，使得城市像一个精密的机械能够更加顺滑的运转。我想这就是城市织补的意义。
城市针灸，是由点及面找准着眼点，用一些小而美的项目，反而能使大家有更多的获得感。
再比如城市活化，张园过去是一片破败的历史街区，今天经过整体功能的提升活化之后，那么多的年轻人愿意前来打卡体验，这就是城市活化的作用。
还有城市再生，那些废弃的工业厂房，经过重新设计再利用，使它激发出新的业态功能，这些都属于城市更新的手段，正是因为建筑设计服务的领域发生了质的变化，我们才可能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我认为，这些变化也会引导着建筑学院里的教学价值转向，在建筑学既有的智识基础上应对新的时态、新的发展，这是一种灵活的、适应性的求新，而不是刻意的求新、忘本的求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