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享誉亚洲的设计盛事——“设计上海”2025在上海世博展览馆启幕。作为全球设计趋势的风向标，本届展会以“共生·向新”为主题，汇聚超300个国际品牌与百位行业领袖，覆盖建筑、室内、产品等多元设计领域。
作为本届展会备受关注的分论坛之一，健康人居设计论坛以“塑造和谐宜居新生态”为核心，设置专题讨论会，在Gensler晋思建筑设计事务所项目总监徐珩的主持下，邀请写艺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设计部总监王吉孝、栖城设计创始人沈利江、穆氏建筑设计办公空间策略规划总监蒋哲生三位行业专家，围绕“如何创建富有创造力和高度归属感的办公场所”展开深度对话。这场跨越设计实践、建筑哲学与策略规划的讨论，不仅为办公空间设计提供了前沿方法论，更预示着行业向“以人为本”的深层变革。
空间设计，如何接住人的情绪？
主持人徐珩：大家一直都在说空间影响人，人也给了空间塑造的机会，就是我们的空间为人而设计，但其实我们也可以聊一聊，在设计中关注人的心理体验，当我们在设计办公空间时，该如何精准捕捉这些“看不见的需求”？
王吉孝：从业17年，最大的感受是：“人”的需求比“风格”重要。比如科技类公司，研发团队常常熬夜攻坚，他们需要的不是“网红感”的开放式办公区，而是一个能让人沉下心、不被打扰的工位——可能是一扇临窗的独立隔断，一杯手冲咖啡的温度，或者讨论时不用跑太远的协作角。而传统企业呢？销售或运营团队更在意“碰撞”，开放式的大桌子、随手可拿的便签纸、能随时拉人讨论的沙发区，反而能激发他们的状态。因此，设计需深度贴合企业文化和员工画像。空间不是“标准化产品”，而是“个性化解决方案”。
沈利江：从建筑师视角，我更想讨论现在和未来的办公空间为什么样的真需求而存在？我们发现基于越来越便捷的网络，很多任务离开办公室也能做的很好，AI也正在让个体成为“超级团队”，未来趋势是不是办公离散化？这是一个可以探讨的趋势问题，当然我个人觉得至少在大部分场景里，我们离不开那个需要去上班去集中到一起的办公空间，人是群居动物，与人的创造力相关的因子，也必然是因为在一起相互激发才更活跃，一个好的办公空间，其实就是群体创新力场所，办公场景也要从原来管理和效率导向，转化为触发和激发个体，我总结了三个关键词是：弱边界、强场景、非正式。
弱边界，即避免过于精确的功能划分，不必像任务书般定义“这是会议室、那是工位”，保留空间的模糊和宽容性，促进多样性行为发生。这与建筑与城市的关系同理——去除围墙，让建筑底层空间融入城市系统，弱化边界，让生长产生的更自在。强场景，在于“沉浸感”与“真诚”。场景设计需让人真正代入，而非塑料感的模仿。非正式即减少这个场景里的过度的 “阶层感”。让协作、交流、休闲行为自然发生——如茶水间的偶遇谈话、开放区的即兴讨论，都比“正式感”更能吸引和激发人。这三点本质也是让空间“去设计感”，回归“人”的真实需求。
蒋哲生：我的本科专业为建筑，后赴荷兰攻读城市规划，跨尺度的设计经验让前期策略规划对我而言格外有趣。上世纪“形式跟随功能（Form Follows Function）”的理念放到当代设计涵构需要经历迭代——如今更强调“形式跟随行为 （Form Follows Behaviour）”，但行为背后是复杂的动机，这涉及空间心理学与设计的跨学科、多学科的探索。我们常能凭直觉感知空间情绪：走进一个压抑的前台，无需多言便知是否喜欢；但如何量化这种“心理落差”？这是值得深挖的领域。
当下工具与实践经验正填补这一空白。我们通过定位、定性、定量的系统调研，梳理企业真实需求——尤其00后、95后已成为职场主力，他们的需求往往未被明确表达。前期扎实的调研，能帮我们校准定位、定性、定量“三脚架”，让设计更贴近员工归属感。
以北京明略科技项目为例，这是一座110米×90米的旧工厂，单层超1万平方米，比一个标准足球场还大。初期因空间复杂很容易让人迷失。我们提出“小型城市”概念，打造自主性与场所精神；同时通过调研锚定员工身心健康与业务需求。最终，方案因有理有据且回归员工需求，获业主高度认可。所以，空间设计不止于好看好用，更需要“好感”，这条探索之路虽长，却充满意义。
文化连接：从符号复制到行为转译
主持人徐珩：咱们聊聊第二个话题——文化连接。现在在地项目或国际品牌常需连接品牌文化与在地文化，但若处理不当易沦为符号堆砌，缺乏巧思。大家在实际项目中有哪些有趣故事,是怎么避免“贴标签”，真正让文化“活”在空间里的？
王吉孝：其实不止我们，像Gensler等行业龙头也在探索，很多客户会和我们分享案例。比如Google在美国加州有个2万人的研发中心，他们没按传统“部门划分”，而是找了两个知名设计团队做研究，发现团队更适合“社区”模式：40-80人组成一个社区，4个社区再形成8-10个“命运共同体”，覆盖研发、市场等多职能。这印证了沈总说的“弱化边界”——空间得像家一样，有熟悉又陌生的角落，才能让相遇更自然。
沈利江：文化是在行为里的，通过空间引导促进行为的发生，就是文化落地，比如我们做腾讯公司办公楼时，他们很注重资源分配的平等，我们在做交通规划时把开车上班的高管群体从车库输送到一层，与坐班车的员工按次序排队侯梯，这样就一定程度解决了上班高峰期的电梯占有特殊性，另外大平层要把最好的景观位留给开放员工区或会议室；开放茶水间的座位要舒服，能让跨部门的同事在这里汇聚和闲聊。这些设计看起来“没文化符号”，但“平等”已经变成了员工的日常习惯，所以好的设计实际上就是把企业文化给转译成行为。
主持人徐珩：栖城设计是您的自主创立品牌吧？听说您的企业文化设计很有意思，另外您还涉及艺术领域，有一些电影创作，想听听您的这些实践与设计的关联。
沈利江：我们公司很“平”，这十几年我的办公桌也在员工区，工位尺寸也和大家一样，90%时间都在工位上工作，更像个小组长，早年有的独立办公室，后来改造成了接待室和会议讨论区。
第二点，您说到设计跟艺术关联。我觉得设计师眼界要大而杂，创新和灵感往往来自专业外的领域。实际上专业细分是近代的事，你看过去的艺术家多是杂家，既是雕塑家，也是画家，建筑师，星占师，他们能做很多事情，也是设计师的真实状态，我一直相信设计师首先要成“杂家”，我二十多年做建筑，有时会固步自封，后来去做艺术电影，是个“小白”状态，没有职业上的生意诉求，也不专业，只有些真诚的态度，后来这个电影在国际电影节得到很多奖，海外影评也很好。这其实也给我做设计不少启示。
蒋哲生：文化是“无数个体的集合”。一般能量化的，都是最容易的部分。而往往对企业最至关重要的要素，例如企业文化和情感、归属感这类“灵魂”，恰恰是最难量化的。我们做文化调研时，不用“大而空”的定义，而是通过workshop把管理层、员工混在一起，用自治、边界感类具体问题，让大家用贴红蓝标签、实时投票的方式，把各自的需求“摊开”。比如美国某半导体公司，上海、台北、台南的办公室改造，哪怕同属一家企业，不同地域的文化诉求也大相径庭。我们鼓励线上匿名吐槽，打破层级边界，结果发现员工最讨厌的是“格子间”，最想要开放协作区，连高管都坦言不想被关在独立办公室。
我们通过这种“共识型决策”，让设计回应真实声音：员工讨厌什么？需要什么？形成一个“大多数人选的”方案。最后想强调：设计不只是做业务，更要懂“人”，那些藏在格子间外的期待、跨地域的文化差异、甚至行为里藏着的细节，才是空间该“接住”的温度。
预算有限，还能做出“高归属感”空间吗？
主持人徐珩：如何平衡预算与设计品质？我们是如何在降本增效的情况之下，把自己的作品做到最好，同时也可以满足业主的预算的需求。
王吉孝：我们做办公空间，硬装差价从每平方米1000元到4000元，除了环保、安全、碳中和，更关乎质感。材料选择上，我们越来越追求自然：金属、木、石、工业风，要的是“能摸到纹理”的真实。过去垂直绿化难维护，换棵枯苗要补10倍苗；现在用永生苔藓或真假绿植结合，但假的易被识破，客户常被“塑料感”骗到，反而更想要自然材料的“有温度”。说到底，硬装不是“贵就行”，而是要“真”——真实的质感、自然的材料，才能让空间有灵魂。这需要调研、经验，所以这次论坛交流能帮我们少走弯路。
沈利江：我们有一个广州的项目，客户预算有限，于是他们认为：“想要节省成本，最有效的方式是请好的设计师”。这话说得透——设计是“最便宜的成本项”，实现某一目标路径是非常多样的，在足够的空间和信任之下，好设计师往往会动用各种建造方式（而非必须是高成本）去到达预期。
另外现在对“好的设计”的定义在变，过去我们把建筑作为商品，追求“贵感”“有面子”，那是一种有时代性的需求，而现在正转向自我愉悦，寻找确定的小幸福，不再顾及他人评价。空间设计也正在回到人性的共性：人天生喜欢阳光明快的场景、生长健康的绿植；自然的空气等，此外也需要从空间场景里找“意义感”，去寻找“个体存在的意义和证据”。这两点是空间设计的底层逻辑。
蒋哲生：降本增效不是简单省钱，操作不当反而会增本降效。我认为关键在前期调研，企业得先明确钱要花在刀刃上，比如最高优先级的需求是什么。穆氏设计在项目管理中，从概念设计阶段就介入：内部先根据客户需求做VE（价值工程），明确设计目标；中期与客户、供应商反复沟通，逐步收紧预算；到深化阶段更严格把控，避免超支或返工。前期多花时间调研、沟通，看似“多花钱”，实则能少走弯路，毕竟“便宜的最贵”，打掉重做的成本远高于前期精准投入。当预算有限时，精准比昂贵更重要——用调研明确需求，用创意替代堆砌，用数据验证效果，才能实现“低成本高体验”。
从功能容器到情感归属，从符号堆砌到行为转译，这场论坛不仅拆解了办公空间设计的底层逻辑，更传递了一个共识：好的办公空间，最终是“人”的延伸。它回应情绪、承载文化、平衡成本，更重要的是，让每个走进这里的人都能说一句：“这才是我想要的工作环境。” 或许，这就是创造力与归属感的终极答案。
（李芳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