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的消息传来，让景德镇这座城市再次被世界看见。申遗之路在景德镇走了11年，这座城市的新生故事，早在15年前就埋下了种子。
陶溪川和陶阳里，是理解景德镇这十几年变化绕不开的两个地方。陶溪川在老城东郊，由国营宇宙瓷厂改造而来，周末集市上摆摊的年轻创客超过三万人。陶阳里在老城中央，围着御窑厂遗址，明清里弄和窑址连成一片。这两个地方，一个从工业废墟里长出来，一个从老城肌理里修出来。它们构成了景德镇城市更新的两个样本，也引出了这十几年里一群人的具体工作。
本报记者寻访了多位亲身经历这座城市变迁的人，听他们讲述景德镇的故事，试图还原这座工业城市是如何一点点改变的。
废墟上的选择
陶溪川前身为国营宇宙瓷厂，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日用瓷生产厂之一，承载着景德镇工业化的辉煌时期。1995年，全市42家国营瓷厂全线停产，超6万名职工下岗，几代人赖以生存的产业一夜崩塌。此后十几年，景德镇经历了漫长的衰败。老厂区荒草丛生，窑房坍塌，工业废墟成为这座城市常见的“景观”。
时间来到2011年，那时大规模的“拆旧建新”成为很多城市的首选项。很快，位于老城中央的宇宙瓷厂，就有地产开发商找上了门。那年，刘子力接任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现陶文旅集团）总经理一职，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疲惫的产业和这个亟待处理的问题。
不能拆，刘子力想。他见过这个产业的辉煌，也见过产业崩塌后一座城市如何失去尊严。于是，他和团队四处找办法寻出路——在全国各地交流、请教专家，也远赴德国、英国等地考察。终于说服各方，让大家相信了老厂房的价值，保住了未来的陶溪川。
可不拆后，又能做什么？留住之后，厂区依然是一片废墟，工人依然贫穷。他回忆，那段时间反复想的是，“要把宇宙瓷厂变得更加宜居、更加有文化、更加有活力”。
刘子力决定先请懂行的人进场，摸清家底。机缘巧合下，他选择联系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杰，邀请他来这里发现新的可能。
“我们在共同成长，建筑师、规划师把我们当成团队成员，他们在引领我们，使我们明白做规划这件事情。”刘子力回忆道。
2012年春夏之交，张杰团队来到景德镇，开启了十余年的陪伴式规划与设计。当时，张杰和他的团队已经从事了几十年的老城老街区的保护和活化工作，完成了北京国子监地区保护规划、福州三坊七巷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等老城更新。
在走遍老里弄、老窑址、老厂房后，他们发现这座城市产业的兴衰，已经不再只是瓷厂的问题，而是整个城市的问题。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张杰团队认为宇宙瓷厂的保护利用，得先从研究景德镇这座城市开始。
在多方支持下，此后一年多时间，他们选择对整座城市进行“地毯式”普查。里弄、窑址、作坊、民居、厂房，每一栋都拍照、编号、做历史研究和质量评估。
做完普查后，张杰团队决定融合“文化”和“绿色”来引导城市的持续发展。同时，先聚焦在宇宙瓷厂和御窑厂周边两个区域（即现在的陶溪川和陶阳里），以它们为触媒，先发展自身，再带动周边功能重组，进而优化城市结构。
当时也有人提过，在新城区复制一些仿古民宿或主题公园是否可行？
“如果基础设施和其他城市差不多，人们一般不会为假古董、假场景前往。”张杰提到，老建筑、老手艺也不会因为一个假的主题园区就获得真正生命力。真正要做的，是围绕人的生产、生活、交通和核心服务，把老房子、老工厂重新组织成一个有真实内容的城市区域。
规划先行，不是规划一块地，而是规划整个城市、整个文化，以及文化当中的那群产业工人。后来陶溪川、陶阳里的产业选择、老城肌理的保留等，都在这里埋下伏笔。
修复记忆里的景德镇
规划只是第一步，具体怎么落实，还需要更多人的参与。
在陶阳里，张杰团队试图挖掘景德镇最辉煌时期的城市细胞，依据地面遗存、历史记载和老工匠记忆，用原工艺、原材料恢复了一些重要窑址。徐家窑是其中最难的一个。
徐家窑是景德镇保留最古老、最完整、最大的柴窑遗址，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柴窑。但那时的徐家窑只剩地面残骸，就算想先重建窑炉，也不知道它的具体结构。因为每个柴窑窑门朝向、投柴口位置等都不一样。徐家窑尤其难，因为它投柴的方式和古窑不同。
请来的老窑工通过技艺和记忆来修复自己曾经的工作场所，余喜来就是其中一位。当时，63岁的他接到这项修复任务时，这座柴窑已经停烧近40年。
“这可以挽救千年柴窑技艺。如果不恢复这种大型柴窑，很多传统技艺会失传。”余喜来说道。他是子承父业，十几岁进厂就在徐家窑做工，后来管柴窑，对每个角落都清楚。在景德镇，像他这样熟悉大型柴窑结构的人已经不多了。
那段时间，余喜来也请回了当年一起烧窑的师兄弟把关。
他担任“徐家窑明清窑作群复烧工程”总指挥，凭记忆确定窑体的高度、弧度和砖的厚度。15万块砖，一层一层压上去，下面不设支撑，全靠手工操作。形状不对，就拆了重来，整个修复持续了三年多。
2015年3月，景德镇正式启动申遗工作。最初申报范围限定在明清御窑厂遗址。但随着考古和研究深入，申遗团队意识到，景德镇的价值不止于御窑厂遗址，而是覆盖了从原料到成品的完整产业链。2024年，申遗范围正式扩展为“手工瓷业遗存”，涵盖五大片区、45个遗产要素点。
负责申遗工作的程通正是在这个阶段介入的。他是陶阳置业有限公司设计二部部长，负责20多个申遗点位的落地建设。面对申遗的特殊标准，例如世界文化遗产公约对展示体系、标识系统、本体保护等有专项要求，他们还邀请了参与过良渚、西湖申遗的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做技术辅助。
在陶阳里，程通的团队面对的是1127栋明清及近代民居。每个建筑年代不同、损毁程度不同、历史价值不同，统一方案行不通。他们推行“一栋一案”——每栋建筑单独建档、单独评估、单独设计。新更换的构件不刻意做旧，通过新老自然对比留存真实历史痕迹。
程通做得最多的事是“清”——清人、清物、清结构。申遗要素点大多散落在老城区的居民区里，几十年来被后人改建、加建、占用，原始面貌模糊不清。只有把后人添加的东西去掉，历史层次才会自己显现。
在施工阶段，多家建设单位在景德镇不同区域陆续展开作业。
其中，中建一局最早进场，承建御窑博物馆和陶溪川老瓷厂改造，后来延伸到彭家弄、过路窑等申遗核心片区，完成两百余栋历史建筑修缮。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承担泗王庙、祭师祠等片区的保护提升，在窑业堆积层松散的地质条件下研发出本地土壤占比九成的“复原土”加固材料，解决了考古保护与施工加固的矛盾。中铁广州工程局则承接蛟潭片区礼芳村窑柴古道复现与古村修复工程，从产业源头端完成瓷业遗存的山林环境整治与古建修复。金螳螂以EPC装饰总承包身份介入，从结构加固、采光通风优化到里弄肌理恢复、五大业态空间适配，负责一百六十八栋老旧建筑的修缮改造。
让瓷业真正活下来
刚开始的陶溪川不像现在这么有人气。
陶溪川一期在2015年初开启试运营。当时这里空置了很长时间，厂区内面临客流短缺、生态不完整等情况。
“我们最开始不知道怎么运营这片区域时，第一批来的人是宇宙瓷厂的下岗职工。”刘子力提到，他们来了，带动下一代，下一代带朋友，一传十、十传百。
但是仅凭这样的“内循环”，无法形成一个良性的产业。
很多人建议这里做景点、做商场、做大师工作室。但刘子力带着团队选了另一条路。他考虑到，既然这些事别的地方也能做，游客凭什么来景德镇？
那景德镇有什么？有厂房、有窑址、有下岗工人，还有散落在城市角落里做陶瓷的年轻人。
他们首先瞄准了年轻手工艺者。2015年3月，陶文旅在景德镇找到55个学陶艺的学生，跟他们联系并作出决定，让这些学生每周末来这里摆摊，卖自己手作的东西。这个集市后来持续了500多个周末，参与者从55人发展到超过3.4万人。
在调查初期，张杰团队也发现景德镇的民间陶瓷手工业并没有因为国有瓷厂的关闭而消亡。2012年，还有近2万名年轻陶瓷艺术家和艺人来到景德镇寻求发展，形成了后来被称为“景漂”的群体。
问题在于，当时城市没有主动为他们提供生产、生活、交往和服务的空间，这些人基本处在边缘角落中挣扎。
在陶溪川规划中，张杰团队把公共文化空间放在核心位置，围绕年轻创客的需求配置博物馆、美术馆、创客空间和居住设施。同时，他们也较早提出了运营前置的思路，即DIBO（设计-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建筑师不能画完图就走，设计方需要长期陪伴。
随着项目的持续推进，景德镇越来越国际化，很多国家的艺术家交流非常密集。此外，这群年轻人激活了另一个群体，此前下岗的几万产业工人。有的老手艺人重新有了徒弟，外地年轻人来拜师学艺，下岗职工再次成为老师。这些都是空间和平台改变之后自然发生的过程。
现在，整个景德镇的“景漂”群体已达6万人，其中包括数千名外籍创客。
冉祥飞也是“景漂”一员。他在景德镇待了十几年，从“初代景漂”到拥有个人品牌的主理人。
第一次来到景德镇是2009年，他在雕塑瓷厂待了一个月。那时这里聚集着年轻人、外国艺术家和本地师傅，商业化程度不高。他回忆，当时的景德镇更像一个“镇”，交通不算方便，但仍然吸引着各地手工艺爱好者。
2013年，冉祥飞搬到这里做陶瓷品牌。2015年推出品牌“若有光”，定位是让传统手工艺走入日常，他坚持陶瓷不是快消材料。在他看来，景德镇创业门槛低、市场出口多，例如摆摊、自媒体、线下店、展览都能带来收入。“只要肯努力，养活自己没问题。”
他认为，申遗成功是一个来景德镇“更好的理由”，但并非唯一原因。景德镇持续走红，源于自下而上的年轻生态和多元包容。
如今，他运营着自己的陶瓷品牌、买手店和展览空间，并参与申遗相关项目。他认为，真正重要的是真诚做事，让传统工艺融入日常，走向长期主义。
国内还有大量工业遗产城市面临类似的转型困境。景德镇这十几年做的事，也是让工业遗产回到生活里，让手艺回到人手里。它提供的经验或许不在于它做了多么宏大的工程，而在于它用一套相对朴素的方法，找到了一条与历史长期共处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