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第七届清华同衡学术周正式开幕。作为2019年全国两会热点话题——粤港澳大湾区备受各界关注。聚焦粤港澳大湾区规划落地是此次学术周的重要议题之一。与会嘉宾对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愿景、价值等方面展开深度交流。

广州市城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控规专委会主任委员吕传廷从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愿景和能力优势出发，探讨了其未来面临的重大创新挑战和应对路径。

站在粤港澳区域角度看大湾区的发展，未来的主题应该是协作与融合。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战略中具有对外开放的核心地位，作为内外全面交流的窗口和枢纽，形成影响国际区域乃至世界的能力，是长期的历史积淀。吕传廷认为，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的愿景是在“一国两制”框架和核心城市带动下实现区域融合与协作，在国际竞争中恢复在全球经济体系和产业体系里的引领力，形成具有世界能级的区域竞争力、平衡发展的区域空间布局和共建优质生活圈的示范。港、澳、广、深作为区域龙头城市可以发挥各自的功能优势形成区域的核心和先导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是最具活力和创新能力的地区

珠三角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首要条件必须依托于高度国际化多层次多类型的对外开放生态系统。“‘一国两制’的湾区城市融合与协作，具有高度开放的国际化基础，这是对比国内三大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竞争优势。”吕传廷说。

改革开放40年来，大湾区港、澳、广、深四城所具有的区位优势，形成了与国际科技经济体系保持紧密联系的开放生态，为迎接更大挑战打下良好的基础。未来十五年，大湾区要在全球区域竞争中实现能贯通内外、引领世界的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体系，不仅需要本地的智慧，也需要世界的智慧作支撑，更需要稳定的开放制度和多元化的创新生态建设作保障。

差异性催生创新，需要充分认识港、澳、广、深四城在法律制度、经济模式、技术体系、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性的巨大潜能，这种差异性使得大湾区内各核心城市和腹地区域具有天然的能级梯队和功能互补性，是大湾区能够保持各种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生态活力的源泉，所以在国家三大区域中粤港澳大湾区是最具活力和创新能力的地区。

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创新面临的重大挑战

吕传廷提到，改革开放40年使得珠三角地区基本实现了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的百年构想，形成了完整的海陆运输体系和现代工业体系，并成为高度城市化地区。在粤港澳大湾区新型战略目标下，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和祖国统一，必然需要通过不断深化协同实现融合，大湾区城市迫切需要在过去以经济增长和城市竞争为主的逻辑上重新认识“发展目的”，构建新型“竞合关系”。在保持合理城市竞争和差异化发展的基础上如何协同合作形成创新引领世界的良好发展生态体系和区域竞争力，如何优化区域布局共享发展成果，如何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共建宜居家园湾区等将是未来大湾区创新的重大挑战。

1.国际竞争目标下区域协同创新

“一国两制”下，港、澳、广、深四城法律框架的差异，经济模式的差异，政策机制的差异对实现协同创新需要首先突破城市行政化竞争造成的创新生态“碎片化”融合问题。大湾区核心城市具有各自比较优势，香港、澳门具有国际金融和国际交流信息窗口的作用，深圳在技术创新产业转化能力，广州在商贸交易枢纽和传统产业升级，差异性互补对于建立多赢的合作竞争关系，特别是技术的合作，形成大湾区创新技术体系、建立创新技术联盟，将竞争变成有机的协同，形成对世界科技创新和产业体系的引导，这方面突破将为未来湾区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构筑广阔的前景。

2.区域空间内部平衡发展的共享创新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大湾区过去快速发展中未能很好应对的突出问题之一。随着珠江两岸交通基础设施在未来的贯通和三大都市圈同城化、粤东西北帮扶政策的逐步落实，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大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或帮扶城市形成“边境或飞地共同发展区”，在政府发展考核上的分享制度创新，使核心城市之外的落后城市将获得极大的发展机会，缩小与湾区城市的差距，共同分享发展成果。更以深圳特殊区位条件、强大的金融服务、创新技术产业跨城市行政区域外溢，通过市场化形式整合珠江口东西岸城市“创新共同体”，填补东强西弱的空白，并进一步辐射粤西沿海城市腹地。同时通过市场化区域城市分工将缓解单一城市发展过度的“大城市问题”。

3.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共建大湾区优质生活圈的绿色创新

从改革开放至今，粤港澳大湾区人口已经从一千多万增长到七千多万，相对5.6万平方公里面积的空间，已经是世界大湾区中人口密度最高的一个。未来随着区域科技产业创新功能的强化，将会吸引更多的创新人才和服务人口，形成对有限空间和自然资源的极大压力。

如何平衡好发展创新、产业体系的扩张与有限资源承载力的关系，减少对空间和自然资源的消耗，降低发展成本，缓解单一城市过度扩张“大城市病”，需要大湾区内各城市协同努力提出共建大湾区优质生活圈的具体蓝图和行动方案，真正实现生态文明目标下的绿色发展转型。

粤港澳地区是当前海洋文明的代表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于涛方从粤港澳大湾区的国家战略下不同立场代表的愿景、价值和诉求以及大湾区科技和产业创新目标条件、制度创新等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

他说，从国家的角度看，价值和愿景对于理解大湾区与国家的关系都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价值包含有形的“价”和无形的“值”两方面问题：有形方面，三角洲地区在过去的生产活动以及现在所注重的创新发展，对解决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的积累、GDP的增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无形的角度，粤港澳地区是当前海洋文明的代表，早期在中国大陆从计划经济不断向世界开放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窗口角色。粤港澳地区未来的愿景不仅是形态上的，更重要的是从过去的加工业到今天的创新，再到未来的更深层次贸易和人民币的国际化引领发展等。

于涛方认为，作为海洋文明高度发达的地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圳和珠三角的创新是一直存在的，但面对粤港澳地区创新的国家目标，其未来创新的科技领域到底是什么？

我们至少可以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判断：第一，从深圳创新的关内向关外甚至向东莞等地区扩散的过程规律以及世界创新的空间规律来看，如何让广州乃至其他城市以多种方式参与进来的网络化、等级化等并存的珠三角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是一个重要的愿景，也是一个重要的空间抓手。另一方面，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如何更好地去除影响经济和创新发展的区域间制度障碍、空间障碍，完善其法律平台和利益分配机制则是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进一步提升等级的另一个区域愿景，在这个基础上要更包容、更开放、更发挥市场竞争机制发挥更深层次的动力。但总体上来讲，要促进创新，现实主义的路子还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区域创新的草根阶级和年轻人阶层的积极累积机制不能切断，同时以合理的方式促进基础创新发展和精英创新阶层的作用发挥。

从体制创新的角度看，于涛方认为，并没有固定的范式，“当一种范式持续很久的时候，其创新的边际效应也在显著衰减或者下降，不可避免的，又会走向另外一种范式的创新。在当前大湾区的发展长期可能都会处于中央—地方、市场—政府所形成的维度中，寻找现实主义的均衡之方式”。

于涛方还认为，由于地理位置等原因，海洋文明主导的大湾区必然会为北京的决策和发展提供一轮又一轮的先行探索和实验样板，可谓“先锋之区”之于“首善之区”。

珠三角未来发展展望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袁奇峰回顾了珠三角的历史发展，并通过对广东、香港、深圳、佛山等地的深入分析，展望了广佛的大都市区战略发展远景。

袁奇峰提到，大珠三角将形成一个湾区、两个大都市区和三个极点的总体空间结构。湾区战略的主要任务：一是助力香港发展，二是推动科技创新。两个大都市区就是广佛大都市区，和以港深为核心的“环伶仃洋大都市区”。

广佛在国内算是最好的同城化案例。2017年广州GDP总值达21500亿元，佛山GDP达9500亿元，两市GDP总值约占粤港澳大湾区GDP的三分之一。袁奇峰认为，广佛两地的经济互补性很强，市场发挥了关键作用，同城化进一步加速了资源的配置和成本的下降。

2008年《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颁布，提出了以广佛同城化引领珠三角的一体化。从目前的建设来看，新建机场、高铁站和港口（南沙港）均在两市的交界处，所有高速公路、轨道交通都彼此联通，都市区的大数据分析看到居住和就业的一体化格局非常明显。

袁奇峰认为，广佛最终会形成一个完整的都市区，沿着珠三角二环形成大型产业区。“广佛主轴已经形成了，未来南部可能再形成广佛新的创新地区，在莞深创新走廊主轴之外，有机会再加广佛的创新主轴。”当年广州的外沿出现了大学城、创新城，佛山外沿出现了佛山创新城、边缘新城，这些新城可以形成完整的概念，以广州南站为核心，打造“广佛创新主轴”，从广州大学城一直到佛山新城，把一系列的创新要素再组合起来，构筑“广佛大都市区第三极”。

当前，广佛同城走进“深水区”。《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将广州——佛山作为大湾区三大极点之一。袁奇峰认为，两市政府在合作条件成熟的交界地区共建广佛融合先导区，一是引领广佛从同城合作到融合共建发展的历史使命，有利于更好发挥广州、佛山独特优势，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二是两市落实大湾区规划战略要求和广东省委工作部署的政治责任，有利于深化与香港、澳门更紧密合作，促进广佛港澳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有利于调整优化广佛两市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加快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新格局；三是广佛践行高质量发展理念的重要抓手，有利于携手在对港对澳、土地、科技创新、合作机制体制等方面争取省级乃至国家级政策扶持，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协同发展和国内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探路。 （清华同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