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真平
今年适逢第14届中法文化之春，7月5日至7月6日，法国驻上海总领馆文化处携手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联合举办“二十一世纪美术馆：文化项目需要怎样的建筑”中法论坛，来自中法文化领域的专家学者、策展人、建筑师等齐聚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共同就新文化模式与新经济模式、文化项目与建筑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多场精彩的对话。
美术馆的“美丽与哀愁”
近几年，我国许多地方政府积极投资兴建美术馆，民营美术馆也在不断建设。据统计，2017年我国美术馆总数达841家，其中文化部门系统美术馆数量499家，民营美术馆342家。截至2017年，上海共有美术馆82家，成为中国拥有美术馆最多的城市之一。
然而在这文化项目“兴建热”背后又透着十分尴尬的现实。许多文化项目是在政府支持下兴建起来，但却没有足够的资金去运营，也没有任何藏品。
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业余建筑工作室创始人王澍所做的富阳公望美术馆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地方政府投资建设的文化项目，业主希望在里面展示《富春山居图》，展品是从故宫出借的，当地几乎没有藏品，但是当地政府给了一笔资金可以继续运营。王澍结合论坛主题认为，做美术馆、博物馆此类文化项目之前首先要思考的是：一座城市需要怎样的文化项目？文化项目需要怎样的建筑？一个好的建筑需要什么内容？“许多文化建筑位于一片空旷的荒原上，而有了这些文化项目之后开始引进大量投资。美术馆、博物馆都是来搭台的，目的是后面的经济活动。”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龚彦对于现在上海博物馆、美术馆兴建的速度之快和数量之多十分震惊。“如果博物馆、美术馆被当作文化遗产而不是文化产业来对待，那么就要从现在开始从各个层面进行保护，因为遗产更多的是考虑资源的共享。”她继续说：“从文化遗产角度出发，需要政府给出更有魄力、更有远见的做法，这样才能支持博物馆长久发展，比如藏品。许多公立美术馆没有藏品，没有收藏经费，而一些私人博物馆里有藏品，但是经不起长时间的消耗，因为培养人员、做展览都需要非常大的资金。未来可能是这样的局面：私人博物馆依靠公立美术馆的借展费生存，这变成非常滑稽的事情。”
法国国家博物馆联盟及大皇宫主席克里斯·德尔康尖锐地指出，博物馆之所以成为博物馆是因为有未来，这个未来不仅仅是公众的未来，还是艺术品的未来。“我看到现在许多私人博物馆里没有内容，没有员工，也没有教育活动，这只是废墟。许多博物馆的兴建享受了税收政策的优惠，这仅仅是一种支付经济的结果。”
在2014-2018年期间担任巴黎第一副市长，主管巴黎文化相关政策的布鲁诺·朱利亚认为，博物馆至少要有三个主要的任务。首先是展示藏品，这一点非常重要。博物馆要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展览，同时使得这些展览更好地为公众接受。第二，博物馆必须能够接待所有的公众，吸引普通的、没有接触过文化作品的大众进博物馆看展，并负担得起票价。第三，博物馆要能更好地融入周边的城市景观或者城市环境，面向周边的居民，成为一个生活场所，而不仅仅是一个展示的场所。
他以巴黎104艺术中心的成功案例说到，“这个艺术中心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我们花了十年的时间对建筑进行改造，这个艺术中心同时也是一个博物馆。我们花了十年的时间，才使得这个艺术中心、博物馆找到了自己的观众。所以，我认为一切都需要时间。”
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郑时龄也赞同朱利亚的看法。目前上海只有124个博物馆、美术馆和陈列馆。“就数量而言，上海与纽约、巴黎、伦敦甚至中国香港还有一定的差距；就藏品收藏而言，上海美术馆与巴黎的很多美术馆相比差距也很大，需要时间一点点积累起来。”郑时龄说。
现任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兼首席执行官田霏宇说，UCCA举办了70多场展览和上千场公共项目活动，比如最近正在北京火热进行中的毕加索大规模作品展。他认为：“美术馆最重要的功能是教育，尤其是对儿童的教育。”他们在北京毕加索展上推出“小小导览员”项目，吸引8岁至12岁的小孩子深入研究毕加索，然后做展览相关的导览工作。他们也在思考艺术馆与展览体验之间新的可能性，比如沙丘美术馆是一个很好的尝试。田霏宇说：“2016年，UCCA门票只敢收15元，周四免票。现在大家开始意识到，其实展览是可以通过票房来维持运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但是作为机构，我们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责任，就是忠诚于自己的使命，致力于建立起中国与外国之间的文化上的交流。”
建筑师的“幸运与失落”
在大量文化项目兴建时，是否意味着建筑师有更多的机会？让·努维尔建筑设计事务所中国项目负责人陈晨悲观地表示：无论在中国，还是放眼全世界，建筑师的话语权越来越少。“因为全球化经济，经济模式快速化的统一，包括有些建筑师的主动配合，把经济模式代替了建筑设计本身应该存在或者达到的艺术高度。今后非常少的当代项目还能够在未来的时代里见证我们活过的时代，无论去寄情或者寄托于乡村，摆脱城市的喧嚣，你会发现乡村也已经被今天的经济快速增长的模式不停地蚕食。”
OPEN建筑事务所创始合伙人李虎曾设计过上海油罐艺术中心、UCCA沙丘美术馆等知名文化项目，即使在业界颇有知名度，但李虎坦言他的落地项目和未实现项目比例高达1∶8。他认为，建筑师就群体来说，很长时间都没有话语权。“因为建筑师和艺术家不一样，没有人会质疑毕加索，但每个人都可以评论建筑。”不过，他又表示，建筑师就个体而言，自己要尽力创造自己的话语权，建立自己的声誉，让别人相信你。
在创作过程中，李虎也在思考建筑作品与展品的关系。他认为，建筑与展示的艺术品之间要达到一种平衡。“建筑不会过于突出或者过于无聊，它为艺术提供展示空间，建筑本身也要打动人，让人去探索。其实，在一个美术馆里，建筑是另外一件更大的艺术装置。”而他的作品还要打破艺术类型上的边界，拓展空间里可容纳、可接受的艺术类型，更重要的是打破人与艺术边界，拉近人与艺术的距离。如果建筑师所做的工作能超越建筑师职能的核心范围，拓展到为这个城市、社会服务，比如设计建成沙丘美术馆在无意中保护了沙丘，则是意外惊喜。
王澍在做富阳公望美术馆的作品时，以当地的材料、当地的工匠、当地的技艺实现自己对于“重建当代中国本土建筑学”的探索。王澍说：“现在中国真正的问题是，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比较自然发生的、真实的生活日常都在快速消失，变成快速的、有意识、有组织的建设和开发，这对于地域文化的破坏是深度的。”王澍通过向中国的乡村学习，把从乡村学到的东西想办法反哺到城市里。“因为中国的乡村至今还保留着中国本土的东西。当然，从乡村到城市建筑有一个转译的过程。”
不过，建筑师并不能包干所有的事。王澍说，“建筑师只是承担‘硬’的任务。建筑建成后，怎么运营、怎么和社区接触，怎么做活动……这些工作才刚刚开始。真正的文化修复、发展是需要时间的，我就是把所有弱势的东西转化为在强势社会下还能存在的东西。”
未来美术馆
对于未来的美术馆，中外文化学者纷纷表达自己的看法。蓬皮杜艺术中心新媒体馆藏部门主任玛萨拉·利斯塔认为，未来美术馆的生态问题变得非常关键，现在每个层面的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XTU建筑事务所联合创始人阿努克·勒让德说，现在各个地方政府互相竞争，吸引公众的注意，每个地区都在保持自己的个性，要与众不同，所以博物馆俨然成为全球化的一个工具和武器。“关于生态方面可以做很多事情，博物馆有保存的作品，耗费很高，可以尽可能采取节能的方法。”
大舍建筑事务所创始人柳亦春认为，在美术馆保护层面，现在的技术完全可以满足场馆保存条件，但是恰恰是技术越发达，生态问题越突出，解决生态问题最好的办法减少盖房子，这对建筑师来说又是悲哀的事情。就未来的美术馆而言，需要关注的是运作的机制，它将以怎样的运作机制继续存在，是否让我们继续感知时间，获得感知世界的现场感，以及唤起我们情感的场所。
龚彦认为，未来的美术馆里，作品与建筑空间，与其说是激活和被激活的关系，不如说更多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作品和空间处于一种类似夫妻生活在一起的家庭氛围中。
中法在现当代艺术领域合作
蓬皮杜艺术中心将在上海西岸开设分馆，那么中法将在哪些方面展开合作？
玛萨拉·利斯塔回应说，分馆的作品将以馆藏的20世纪中国留法艺术家的现当代作品为主。“其实，中法艺术交流从20世纪初就开始了，许多中国艺术家留学法国时留下许多作品。另外，我们还关注艺术实践。现在中国一些艺术空间逐渐关闭，我们希望西岸的分馆能接受新的艺术实践并展出。”她强调，希望通过扶持濒临消逝的艺术实践，建立起一种对话的关系。
在与西岸集团的合作中，玛萨拉·利斯塔认为，这对蓬皮杜艺术中心来说，也是一次丰富知识、重新学习的过程。因为蓬皮杜主要以欧洲藏品为主，从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全球化，现在通过与中国的合作，他们能重新审视和解读目前的藏品。她还表示，由于中国古代艺术品收藏、管理经验已经很丰富，双方将共同把20世纪的文化遗产作为重点保护研究对象。在现当代艺术品的收藏和管理方面，蓬皮杜可以传输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