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过去有一句调侃的话，大意是：“到北京才知官小，到广州才知钱少，到上海才知住房的苦恼。”流行此话的时候应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其时开放伊始，广州可能领海外风气之先，消费活跃；而上海，房改尚未全面启动，相当一部分的市民，仍居住在拥挤不堪的老式石库门弄堂里。

上海的石库门弄堂好比是北京的四合院，其深厚的人文底蕴以及标志性的地域风情，已是城市的代表性符号。我小时所住的石库门弄堂，名唤“华忻坊”，弄口石砌的牌匾上书此三个魏碑大字，后落款处还有“十年九月”一排小字，可知其落成于1921年，至今也已百龄矣。“华忻坊”地处提篮桥朝东的杨树浦，虽也算是黄浦江的沿岸，如今被打造成“北外滩”概念的黄金地盘，已成开发商觊觎之“热土”。然而早在三十年前，“北外滩”和“外滩”是没法比的，这就像“小龙虾”和龙虾，“秋刀鱼”和“刀鱼”，看似还多了一个字，但档次却差了好几个，其实就根本不是一回事。所以老上海都知道，外滩只要过了白渡桥，一路向东就全是工业区，只能委屈地被称为“下只角”了。

我自出生之日起，在“华忻坊”一住就是三十多年。所以我的童年时光以及青葱岁月，全都“耗”在了石库门里。前楼后楼亭子间，前后客堂灶披间，二层阁，三层阁，楼梯底下马桶间……虽地段不一，然石库门的格局总体相似。记得小时候，我们放学后时常玩起的“躲猫猫”游戏，大弄堂、小弄堂，隔壁人家的三层阁、二层阁，几乎都是我们的藏身之地。所以，哪儿拐角，哪儿登楼，楼上楼下，如数家珍。值得一提的是三层阁上有只“老虎窗”，最是儿时的“向往”。那时我们放风筝、看国庆焰火，都喜抢占这一最佳位置。甚至还时常爬出窗外，在斜坡的房顶屋瓦上追逐玩耍，真是少年胆大不知险。现每每回想起来反倒有了一点后怕。

孩提时曾听父母说，早年的石库门都是一门一户，父亲的父亲用金条顶下居住权，成了石库门的“二房东”。后来儿子分家、女儿出嫁，再逐渐的迁出搬进，原先一门一户的人家逐渐“面目全非”，再也不是最初始的大家族了。于是乎叠床架屋、螺蛳壳里做道场，我们那条弄堂最早还有晒台和天井，后因住房紧缺，故又将晒台天井也改建成房间。所以，一个门牌内居住个四五户人家是不稀奇的，多则住七八户的也是常有。每天清早，在共用一个灶披间里，就显得异常的拥挤和热闹！洗脸刷牙的，淘米洗菜的，洗衣拎水的，大家忙忙碌碌都凑在一二个水池前，碰着拎不清的大嫂，也许你正在刷牙或洗碗，她却从你身后伸进一只“夜壶”来接水，实在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石库门中最佳的房型是前楼，朝南二楼的宽大窗户，采光通风均为一流。可是我的父亲排行老二，故分家时按老大优选之原则，我们只得居楼下的前后客堂了。在石库门弄堂，住楼下的最大益处就是“接地气”——即什么事都可放在户外的弄堂里进行。尤其是夏天，下棋打牌自然不用说了，其他诸如小孩做功课、大人喝茶聊天，甚至连吃饭睡觉洗澡这样极度私密的活动，也可在弄堂里进行。过去所谓“石库门弄堂无隐私”，真是一点不假，邻居对你家事的熟知程度往往超出你自我的估计，甚至说出某某家孩子屁股上一颗痣的精确方位，也绝非没有可能。

弄堂里公开淴浴，当然都是以男孩为主。之所以搬出户外进行，也属无奈之举。众所周知，由于老弄堂居民的住房狭小逼仄，一般都没有专门浴室。所以许多小伙子索性将自来水龙头接到弄堂里，在自家的门口，着一条裤衩，搓洗冲淋倒也痛快，有的人居然还边擦肥皂边与邻居聊聊球赛、看看“野眼”什么的，大家都见怪不怪觉得很正常。这大概也算是上世纪弄堂内绝无仅有的一大景观了。记得我有一堂妹那时住在前楼，说常常无事于窗前凭栏眺望，看人吃饭洗澡最为有趣。

这使我想起卞之琳那首著名的诗，似颇可形容这一风情：“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