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飞逝，一晃2020年又快过去了，对一些建筑企业来说，头疼的不只是开发商的工程款到没到位，还有全国人民关注的农民工“讨薪”忙。这个年，对企业和广大农民工们来说，能过得开心吗？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已经2019年12月4日国务院第73次常务会议通过、公布，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以来，各级政府、各企业，包括行业组织协会在内，上下动员，认真宣传贯彻《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文件，力争做到事前防范、事中落实、事后补救等多种行之有效方法。但事情总是在变化的，笔者前不久处理了几起劳资纠纷，很能说明一些问题。考虑到企业社会声誉，这里不实名企业名称。

甲总包企业将项目木工部分劳务分包给乙劳务公司，乙劳务公司以内部承包方式与丙劳务施工班组签订合同，鉴于工期较紧，丙班组又与丁（自然人）签订了一份《内部施工协议》，丁又分别把木工交给四个人去做，这四个人据说也忙不过来，又找到各自亲戚等参与施工，形成了一张层层转包网。因为今年疫情等原因，造成工人工价上涨，导致丙、丁以及四个人和各自出工亲戚都说亏损。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受理了工人们讨薪诉求，工人们出示了四个人以及丁给他们打的欠条（包括已支付一部分工资证明），丁虽然有与丙的《内部施工协议》，但坚持亏损与工人工资发不了没有直接关系，提出让甲乙丙把工人工资付掉的诉求。

当地主管部门很重视，约谈项目经理、劳务公司以及丙丁，认为拖欠工人工资属实，要甲乙丙拿出解决方案。劳务公司委托笔者参与处理。我们查看了项目部保存的2020年3-6月（木工部分开竣工时间）项目部打卡签到（新冠疫情进场测温）记录，找到工人们出具的工资款欠条（均由丁签字），初步判断与事实不符。以A工人举例来说，本年度3-6月合计出勤80天，已经领取工资10000元，但手里仍然持有丁给他出具的工资欠条35000元，这也就是说A工人80天工资是45000元。项目部考勤签到显示，该工人每天工作不足九小时（合同约定），平均每天到手工资562.50元，远远高于同期本地劳务工人工资水平。但丁和A工人称要包括每天工人上下班包车、带班费用等。但鉴于合同中没有约定，笔者认为此项诉求不成立。通过严格计算，工人讨薪工资减去近五成，丁和工人们不同意，又找到行政主管部门，行政主管部门初步认同该计算方式，同时告诫丁和工人，合理讨薪受法律保护，恶意讨薪受到惩罚。但此期间，丁又提出，之前已经支付给部分工人工资，这部分工人流动性大，如果年底支付劳务款要打给本人。笔者认为不妥，本着实事求是原则，如果丁确实支付流动工人工资，应对照项目部保存的考勤签到表核实人的身份信息，同时丁要提供转账记录，确实后，由工人出具委托书，可以支付丁，但明确告知，涉及个人所得税等自理。丁的情绪较大，甚至鼓动工人去劳务公司“讨说法”，鉴于不配合，目前事情仍在僵持之中，但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已经明确告知丁和工人，如不配合工作，将不再受理其非法诉求。

综合分析，劳务公司在这个事件中负有一定责任，但项目部在实名制发放审批上也存在名不副实缺陷，丙、丁《内部施工协议》应视为无效，属非法转包。

近年来，各地司法机关本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办理了很多农民工维权案件，但一个显著变化是恶意讨薪或者包工头以农民工工资为由敲诈总包和分包单位案件有所上升。作为协会组织，我们赞成农民工讨薪单独化，谁主张讨薪，谁出示证据，谁诉求维权，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避免被不法分子裹挟。如今科技这样发达，农民工朋友们搜集签到、出勤等原始资料并不复杂，倘若规避实名制考勤，只能让人联想“此地无银三百两”，到头来非但不合理诉求得不到保障，甚至连原本合理合法权益保障也变得困难起来。我们也建议法院，谁败诉谁承担案件受理费，如果出现两次以上恶意讨薪，也建议列入失信人名单。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维护各方合法权益、正当利益，震慑企图通过“绑架”农民工工资，实现自己非法利益，损害社会的目的。

如今的新年再不是以往“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的时代了，客观地说，各级部门和全社会都很重视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但作为农民工朋友，也要遵守国家法律制度，不要通过一些所谓亲属关系私自与所谓“有特殊能力和关系”人打交道，发生事实劳动关系。这些人有的已经完全脱离“包工头”概念，更多时候像个“投机商”，他们熟悉一些大型企业的管理和项目操作模式，利用总包、分包方一些管理漏洞和极少数农民工不熟悉法律和“贪便宜”思想，搅动事态酝酿发展。你若真要问他工程上的事情，可以说一窍不通。就全国建筑市场来说，现在是利于广大农民工朋友们的，完全可以看下项目醒目地方张贴的告示牌，直接与总包或者分包方联系用工事宜。

各企业以及行业主管部门、维权窗口，应该经常沟通座谈，不能被动地等待农民工维权。大家一起坐下来互通案例，聊聊这个群体的新变化，经验好的做法推广下，做得不好的向做得好的学习借鉴下，既防范化解危机，又切实维护了农民工的利益，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