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武英
记者：行业优评选这么多年了，对整个行业、对设计院繁荣建筑创作有怎样的促进作用？
陈轸：行业优评选最早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原建设部级优秀设计奖的基础上转换的。经过20多年持续不断的评选，对设计院创优，对促进建筑创作起了很大的作用。院长们非常强烈地意识到，设计院要在市场打拼，以优秀作品为代表的品牌力和影响力是很关键的。过去，关注评优多于推优，评完后把奖牌奖状邮寄到院里好像就结束了。但近十年我们不断加大推优和宣优力度，评和推、宣并重，每届通过不同形式和渠道进行宣传，得到社会的认可，也得到设计单位和设计师的欢迎。在宣优活动中尤其注重媒体渠道，像这次建筑分会的会刊建筑设计管理杂志也加入到其中来，是很好的现象，活动办得也很成功。
对评优的重视还体现在设计院从拿项目开始就会倾向性地为创优打下基础，为参评做准备。比如接到一个成熟的项目就列入报优计划，会在项目团队组成、资源配置、项目管理、宣传等方面为最终参评做好铺垫。所以说评优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工程，大家已经意识到，优秀设计不是“评”出来的，而是“创”出来的，必须作为设计院的一项重要工作给予充分重视。其实评优是一个手段，其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企业乃至整个行业的设计质量和水平，这才是我们的初衷和愿望。
记者：对行业优的评选如何不断提升其公平、公正性？
陈轸：公开公平公正是评优的三原则，也是行业优评审始终遵循的，首先是评委的代表性和覆盖面。早先评优，也就十几个比较知名的专家作为评委，基本上由固定的几家企业来承办，给大家印象好像就是那几家大院才有机会。后来我们决定增加评委的覆盖面，扩大到31个省市，后来陆续增加到60多个评委，每个省都有，这样至少让大家感觉到机会公平，参与度也高了，从过去“大院的游戏”，变成大家都能参与，这是一个很大改变。
第二个是在评选过程中设立回避制度。因为评委都是各设计院的主创，他们也有作品参评，“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关系问题就出现了。在评选中我们制订了回避制度，通过分组、分类等方式尽量减少“自评”的情况。每一届的获奖作品集都会把评委的照片和单位职务公布出来，让评委既有自豪感也有责任感，明白自己对评选质量负有责任和义务。
第三方面就是开始重视评优之后的推优、宣优活动，加大对获奖项目和主创人员的宣传力度。评选之后都会推出好几场推广活动，在形式上、渠道上也更多元，比如建筑设计行业网以及建筑设计管理杂志。宣优的主场分布在不同的地区并和地方勘察设计协会联办，让当地的获奖作品和大师也登台演讲，之后再把一等奖的这些作品在当地设计院进行巡展，以扩大影响力和受众面，更广泛地带动当地创优的积极性参与度。
问：评优不能收费，而预算不小。通过不断推优，参与度越来越高，评选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未来怎么持续提高？
陈轸：评选一直在不断改进中。开始集中在一个地方评，后来采取六大区轮流申办制，明年到西南院，这十年里六大区就都办过了，真的实现了轮办。每个区由哪个单位办要经过“申办”，在对评选的场地、资料收集、后勤保障等各方面经过评估通过之后才可以。在经费问题上，由于项目和评委的不断增加，对承办企业压力很大。于是我们逐步减少直至取消了专家津贴，行程和住宿也由各评委单位负担，这样承办方压力就减轻很多。就这几年的情况来看，作为一份荣誉也有助于企业创优，设计院申办的积极性还是比较高的。
随着参评企业数量的增加，估计明年可能要超过2000项，六七十个专家，几天没日没夜地评选，也是个问题。所以如何改进评优方式、简化工作量也在探讨，也设想比如网上初评、分区筛选等，但因为网上跟现场效果还是不同。专家们在现场高度集中精力来做这件事，还可以现场讨论大家评议，也会更公平公正一些。
另外一件大事就是与“国优”接轨的工作。行业优最终需要通向“国优”，因为“国优”是评院士和大师的必要条件。“国优”停选这么多年，行业优的通道被堵。今年37位院士、大师联名通过人大代表提出希望尽快恢复国优的评选。全国人大办公厅给住建部办公厅转发了这个提案，住建部也回复说会尽快研究。我们期待2022年可以恢复。
记者：行业优评选国际化的工作进展如何了？
陈轸：这几年不断有国际奖项来联络，希望行业优成为国际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为设立宗旨不同，评选办法差别也很大，比如一些国际知名奖项可能一两个有名望的人提名就能获奖，所以体系不同，怎么融合还需要探讨。但不论怎样，我们也希望能通过一些渠道将这个奖项推广到国际建筑舞台上，在世界范围内提升中国设计的品牌效应。
记者：关于建筑师负责制，协会前期做了不少工作，目前有什么新的进展，您对未来的落地有怎样的看法？
陈轸：2017年住建部出台了建筑师负责制征求意见稿，2018年到2020年过程中一直在征求意见和试点之中。建筑分会也多次讨论，我们认为目前全面落地还不具备条件。作为顶层设计这项制度本身没问题，会得到建筑师的拥护。问题在于权责利不配套，以现在这么低的设计收费水平，法律法规尚不完善，赔偿保险制度尚未建立等一系列问题都没有研究并出台配套政策，如果强行推出，恐怕会遭到建筑师的抵制。所以落地的时机取决于配套政策。以这次武汉抗疫为例，全国几万医护人员驰援武汉，配套政策就制定得非常明确，确保了医护人员的利益可以无后顾之忧，连评劳模、评先进、晋级、入党等都优先，每天伙食费、补贴等都有规定，非常具体。所以说要推进一项新的制度要有好的顶层设计，也必须有好的配套政策的支持。当然行业也有不同观点，认为先做起来再慢慢完善，社会承认了制度也就跟上了。但我担心也许有可能等社会承认就更拿不到钱了，业主会认为付了这些设计费就是要交钥匙的。所以我个人比较强调要加快配套政策制订，然后再全面推行，以保证其实操性。
记者：那您觉得什么时间会有下文？
陈轸：我觉得明年也不一定会有下文。因为今年住建部下达的两个课题里就没有把这件事摆进议事日程。我认为落地的关键之一就是如何收费的问题。建议能不能考虑中外水平和“02版”收费标准的差异，把负责制的收费控制在总造价的3%？从方案、初设、施工图到配合施工交钥匙，只相当于国际建筑师的一半左右的收费，也比较符合国情。现在有一个悖论，政府认为设计服务收费应由市场决定，但顶层设计政策是政府出台的，政府不能只出规定而回避价格问题。
记者：关于工程设计资质标准的修订，建筑分会前几年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最近住建部下发了资质改革方案，与我们当初的设想有多少契合度？您对新的方案有怎样的看法？
陈轸：对2007版工程设计资质标准的修订工作从2013年开始就在研究了，建筑分会从2014年就开始参与。2017、2018、2019连续三年住建部都下达了这个课题，虽然名称不同，但是内容基本一样，而修订的目标一直比较明确——就是逐渐淡化直至取消企业资质管理，最终实行个人注册执业制度。我们的研究和思路也在不断进化，提出把21个行业整合归并为三大行业，就是建筑工程、土木工程和工业工程，然后再逐步变成一个大行业，就叫工程设计行业，再最终取消相对会容易一些。最后出台的方案并没有采纳我们的建议，是把21个行业变成了13个，又加了1个环境变成了14个。资质管理是目前变革难度最大的，所以要一小步、一小步地来，可以理解，只不过是离最终目标的过渡期会更长一些。
几十年来政府通过资质管企业，企业通过资格管个人，这个模式现在已经根深蒂固。但是如果取消资质管理把责权利向个人转移，目前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企业数和从业人员数一直在增长，全行业3万多家企业，470多万从业人员，但是一级注册建筑师才3万多人。每年的增量也很少，这才导致注册证买卖市场的“繁荣”。前年经过整顿后，其实也不见效，因为买方市场太大。但是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被作为重要问题去彻底解决。如何提升注册人员数量？比方加大考试通过率是一种，但当前需要一级注册建筑师约30万人左右，远水解不了近渴。我们提的一个方案是像当年许可注册建筑师那种思路：在设计岗位持续工作15年以上的高级技术人员，经过专业的培训，授予签字权。我们摸过底，这个级别的人数约有66万，就可以解决问题。一边加大考试通过率，一边临时赋予这些高级技术人员签字权。
记者：建筑设计分会多年来为行业发展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比如前面提到的评优、行业重大政策制定等，值得钦佩。当下行业正处于一场大变革时期，作为行业协会未来将负有怎样的重任？
陈轸：从国务院的要求来看，希望行业尽快与国际接轨，但是行业的现状却不容乐观，条件也不太具备，我们希望相关管理部门对于政策的制订也需要更多地从行业现状出发。国务院有新要求，凡是涉企的文件，要征求行业协会和企业的意见。作为行业协会，我们愿意做好政府和企业沟通的纽带和桥梁，无条件地配合管理部门做调研做课题，为决策提供意见和建议，最终引导行业走上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之路。
编者按：
在优秀建筑设计项目创作交流会上，本报记者就行业优的评选及广受关注的建筑师负责制、工程设计资质改革等问题采访了中设协建筑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