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生中第一份工作是建筑工人。我挂在嘴上经常说起的就是它。

至今如此！人走在马路上，车经过工地旁，我都会指着粗体蓝色的“上海建工”四个大字，对身边的人说：我以前当过建筑工人。如果遇到“上海二建”，我更会兴奋地说：“我最早就是这个公司205队的钢筋工。”

从虹口区的建江中学毕业，我拿到了上海市建二公司技校的通知书，1973年11月27日，我到四平路天宝路上的技校去报到。两年后毕业，一场意外，让我待分配，直到1977年4月才进入市建二0五工程队。我学的是钢筋工专业，当了一名扎铁工。半年之后，我被队上领导叫去，说我是外地工矿代为培训的，现在要我去安徽。我大吃一惊。此前，我毕业分配时被通知去大屯煤矿，大红的喜报都贴在了临街的我家门板上。因为，身体出了状况，我设法找到了在延安东路江西路口上的大屯煤矿驻沪办事处，被退回。我以为就此留在了上海。没想到，蒙在鼓里的我，再分配到二0五队已经上班了，最后还是要到外地去。

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我，只身一人跑到公司劳资科和他们辩论。最后，我竟然说得他们没有话可说了。幸运的是，本来就不是公司要我去外地的，那是技校里的事。我留下来了，从此再无人说起让我去外地的事。

当时，建筑工人的劳动强度高，露天作业，冬天冷煞，夏天更是热得走油。在工地上人蹲着扎钢筋，时间久了，腰酸背痛，地面温度可以达到50摄氏度以上。我们的工棚，上面是油毛毡或者是瓦楞板，下面是三合土没有盖的东西，一条破席子都没有，尘土都会扬起来。这已经很好了，还因为是工期比较长，一般情况下，我们休息时冬天就在太阳下，夏天在阴头里。中午吃饭是食堂用卡车送到工地上的。

二0五队扎铁班里，有三位师傅。顾士其，崇明人，高高的个子，面孔是古铜色的，表情冷峻，但有时也很幽默。矮矮胖胖的老宁波，有点佛陀相，整天乐呵呵的。还有一位是金山人，名字也忘了，大不敬只记得他的绰号叫阿三，这不是我们叫的，是老职工之间对他的称呼。三人都住在五角场队里的宿舍，晚上他们都会从食堂里买来饭菜，然后喝酒抽烟，也很享受的。在我眼里，他们都是很了不起的人，这么苦的活儿，他们早已习惯，而且乐此不疲。他们就是我心中和眼里的坚忍不拔的建筑工人的形象。

此外，还有一个钢筋翻样师傅，崇明人，很温和，脸上总是笑嘻嘻的。他们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可惜的是，那时他们年纪好像都已五十开外了。我离开二0五队后，再也没有看见他们，有一次回去过，他们都已退休了。建筑工人是重体力劳动，他们都喜欢烟酒，一直干活没事，退休了无所事事反而有害，好像听说老宁波最早去世，阿三师傅也走了，顾师傅应该好一点，现在也应该不在了。

无数次开车从五角场国和路高架上去或者下来，二0五工程队的队部房子还在，睹物思人，那种刻骨铭心的记忆是永不消逝的电波，一经发出，便会幡然而起。

那时，我有时回到队里去食堂买饭，饭盒子递进去，不见面孔只看手，墨赤乌黑，粗燥干裂，这双手就是五十岁的人的手。因为年轻，要好看，怕晒黑，夏天都是用湿毛巾包着两边的脸颊，上面一只藤帽压住，就像电影里的日本鬼子一样。尽管这样，半年后我在弄堂里，有人看见我，惊呼：哎呀！怎么这么黑？是分到农场去了吧！

其实，学军学农的三个月里，我在崇明海军农场劳动，我插秧获得第一名，为此部队带队班长还表扬过我。我觉得，在二0五队我的工作和插秧差不多，不过插的是钢筋。还有，造房子是有危险的，当时的安全生产的防护措施远不如今天这么周到。我在五角场造六层楼的公房，手提着过梁，人在顶楼的墙上走，旁边是没有任何东西保护的，不像现在有尼龙网可以兜住。建筑工人特别是小三线经常有人从上面掉下来，人插进钢筋里，工地上没办法只能把钢筋锯断，然后连人带着钢筋一起送往医院抢救。

我是幸运的，但也遇到过一次险情，就是脚下没踩稳，人从高处往下掉，幸亏抓住了已扎好了的钢筋柱子，但是胸脯上被钢筋搓出了好几道红色的血印。还有一次小意外，我在上海商业储运公司国顺路工地上，要把进口的德国螺纹钢筋用十八磅榔头敲直，因为有的在运输或堆放过程中弄弯曲了，我去拖地上堆着的一根钢筋时，不料用力过猛，钢筋的另一头反弹击打在我的嘴上，左边一颗门牙下端被打掉一角。

我在二0五队干了三年，苦和累，都熬过来了。当时就想只要上面有一个顶，能够遮住灼热暴晒的太阳就行。可是，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我的文学梦没有断，继续做。我在五角场的阅报栏上，看见解放日报“朝花”板上季振邦的诗：新松该长的，哪怕千尺万尺，一尺也好；恶竹该斩的，无论千杆万杆，一杆不要。

受此鼓舞，我后来与季振邦老师还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我就在辗转的建筑工地上，利用工间休息的片刻，几乎每天写一首诗。虽不成熟，略显稚嫩，且未发表，但是练笔不辍，终有所得。我的写作生涯应是从诗歌起步的。

我非常怀念自己当建筑工人的那一段岁月。有班组上扎铁老师傅的榜样，还有技校里的学识广博、古文根底深厚的董克非老师，以及喜欢写作的包卫东老师和扎铁班辅导老师张兆年，他们都给了我无私的帮助，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我至今记得，2006年我前往美国采访他们的农业。期间，在一家马铃薯加工企业参观，他们的机械化程度很高，但还不能完全摆脱体力劳动。临别，个子高大的老板送我们到门口时，突然对我们一行人开玩笑地说：“接下来应该把你们留下来劳动一小时。”大家都笑了起来，唯有我回答说：“我当过建筑工人，我可以干你们厂里最重的活。”他一听完翻译，眼睛露出光芒，然后翘起大拇指对我说：“Very good！”

上海建工，这是我人生迈向社会的出发第一站，幸运的是，吃过在工地上干活的苦，有此熏染，我不再害怕一切困难包括磨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