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面就是“吃饭”，这原本是北方人的习俗。在我老家山西，家家户户几乎每顿都要擀面条吃。南方人不一样，“吃碗面”一般是早餐的选择。

不过，随着社会节奏和生活节奏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南方人意识到：吃碗面，或许是中国最简便的饮食。吃面的“便捷”处很多：一是快速，三下五除二就完事了；二是简单，无需烹饪什么荤素菜，顶多炒一个“浇头”就行了，或者干脆来个葱油拌面，连菜都不要了；三是省心，自己不想做也行，街面上的小面馆到处都是，品种多样，丰俭由人，价钱也不贵。

曾经看到过一个统计，疫后的复工复产，街面上首先开门营业的店铺就是小面馆，而且生意都不错。如今，网上各种吃食的排行榜铺天盖地，其中面馆排行的点击率，近年来一直居高不下。可见，“吃一碗面”已经成为都市新一代年轻人“打发肚皮”的主要选择了。

记忆中，最深刻的吃面印象，是上海南京东路、山西路口“五芳斋”的那碗大排面，实在让我终生难忘。

那是1960年的春夏之交，我还没有开蒙读书呢。老祖母在病床上拖延多年后，终于依依不舍地与我们告别了。父亲身上沉重的经济负担，总算稍轻了一点，手头有了一点余钱。一天，父亲可能是看着几个子女面黄肌瘦的模样，心疼得紧，便带着全家人去离家不远的“五芳斋”，每人吃一碗大排面，打打牙祭，补补营养。

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丁点儿的肉腥，就是天大的美食。我听说是去吃大排面，那份开心劲，简直就是天堂般的享受了。

那年我7岁，第一次踏进正规的大饭店。一走进店堂，就闻见了随着厨房烟火气飘来的肉香味，顿时肚子里咕咕直叫唤。店堂里每张小方桌的周围，都围着两三圈候位的人，每个座位后面都有几个人在眼巴巴地盯着，大家无声地排着队，等着依次入座。

坐着的人，慢慢吃着，连喝一口面汤都细品慢咽的，尽量拉长咂味的时间。那些站着的人，个个都忍着肚中的饥饿，面无表情地望着别人的碗。那个年代的人，穷是穷，可还保持着文明习惯，没有人会恶言出声，催促前面的人快点吃。

好容易轮到我们坐下来，一碗大排面端上了桌。我这辈子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先不狼吞虎咽，而是多闻几口那肉香的味道。把气理顺了，再慢慢喝口面汤，让充满着猪油香的汤水，一滴滴地滑入我的干瘪肠胃。然后开始吃面，要不断提醒自己不能吃得快了。速度一快的话，面吃完了，还是没有吃饱的感觉。直到汤尽面光的最后时刻，才狠下心来吃那块红烧大排。现在想来，父亲对子女的那份慈爱，全部在这块红烧大排里了。

这么多年来，每当一个人在路边的小面馆吃面时，我绝不会叫大排面吃的。生怕触景生情，伤心往事再次浮上心头，无端品味起那个“苦”。

最近三年里的两个春天，都因新冠疫情的爆发而被禁足在家。蜗居的几个月中，每每踏进家中厨房，就得盘算“吃什么”？难得显摆厨艺炒炒菜，只是寻开心罢了。若天天如此，那就苦恼了。于是，经常选择最简单的充饥办法，下碗面吃吧。

我没有母亲那样的手艺，会做有韧劲的手擀面。超市买来的挂面又不好吃，只能去面摊上买当天“軋”出来的切面。因为我喜欢吃苏式过桥面，所以经常买的品种就是那种极细的“龙须面”。

若在家里下碗面条，有2个关键点必须把握住。

一是下面条的锅，要大一些，水要多放。等面条浮起一分钟后，就要捞出抖水了。除非是吃烂糊面，一般吃过桥面，总要硬一点好吃，有嚼劲。家里下面条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捞面的时间没把握好，面条煮过头了。

二是面汤要精心整治。沪上人家一般是常年备着熟猪油。吃面时，碗里挑一撮冻猪油，放一点葱花、酱油、盐，冲些白开水，就算是面汤了。这是旧时小户人家吃阳春面的做法，吃几次尚可，经常吃也寡味。

当然，面汤最好是用高汤，但是寻常人家不可能常备高汤。几个喜欢吃面的朋友便介绍给我一个极好的简便法子：上海老牌子的梅林罐头厂，有一款“清蒸猪肉罐头”，是白汤焖烧的，性价比高，绝对是家里做高汤的好食材。

我买来几罐，就用里面的猪肉和汤冻，加上一点水，煮开后放入葱花和盐，用来做面汤。那碗面汤的质量，丝毫不亚于苏州城里的有名面馆。

至于面浇头，可选择的“花头”很多，就看各人口味了。古人云：治大国若烹小鲜。炒一小碟做“浇头”的菜，就是小烹。因为分量太少，没法颠锅折腾，最难把握好的就是火候。

“面浇头”的小锅菜是极难炒好的，所以千万别小觑街面上那些小面馆里 “炒浇头”的师傅。他们虽然一身油烟味，深藏在闹市角落中，但都是身怀“小锅颠炒”绝技的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