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22日，我和崔愷总一起参加《建筑师的家园》新书分享会的时候，就深为彭先生的病情担忧。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就从群里看到崔总发来老先生仙逝的噩耗，悲痛之下一遍遍地问自己：“彭老光鲜的学术生命，就这样结束了吗？”

彭先生从走上教学岗位时起，就是徐中先生十分倚重的建筑学科人才。彭先生扎扎实实的言行使他成为当时建筑设计教研室的核心人物之一，同学们上设计课若是能分到他指导的小组，那就算是“幸运儿”了。

那是一个常有政治运动的历史时期，彭一刚先生的“建筑构图”说经常被质问：“到底是哪种形式/风格好一点？”彭先生答：“你说，是栗子好吃，还是花生好吃？”我一直对彭先生这个俏皮的“反问”颇有兴趣，直到今天在研究建筑审美哲理思辨时才明白，这种说法不仅没有错，还具有“辩证法”的意味，因为“好不好”都是与一定的前提相关联的。

我近距离了解彭先生，是读研的时候。那时他住的宿舍离我们研究生住的筒子楼很远，可一年四季，他往返第八教学楼都是步行，步行不像骑自行车那般可以省力、省时间。可想而知，彭先生“走路快”就是从那个时候练出来的。1960年代，大家的生活都相当简朴，不太讲求物质享受。但在业务上，彭先生早就有了明确的追求，比如结合钢笔画插图来做“建筑空间组合”的专题研究。我很荣幸，在读研的第二年，他给我看的那些起步不久的文图初稿，正是三十多年后多次再版和扩版的经典之著——《建筑空间组合论》起源部分的珍贵记录。

近距离了解彭先生的性格，是在教研室为“古巴吉隆滩纪念碑国际设计竞赛”做方案的时候。当时彭先生方案创意的独特性在于点式立方体上开通纪念性拱券门洞，让人在这个“空间收紧的态势中”走过时，能感受到战胜敌人那一刻的内在情感。尽管该创意没有受到教研室老师们和徐中先生的认同，但彭先生并不灰心，也没有放弃自己的独特构思，继续完成了方案的图纸表达。彭先生这种只重参与而不言成败的“倔劲”，让我存有敬畏之心，并且从未淡化。

还有一件终身受益的事，是在教研室每周一次的业务交流时，彭先生讲解怎样画草图，很具体、很形象，让我着迷，直接影响到后来我对“草图个性及其技法特点”的向往和追求，甚至连写美术字、做发表论文的插图版式，乃至设计展会的展线和展板等，我都乐于亲自动手。受彭先生作派的熏陶和影响，这已经成为我的一种职业习惯——“事无大小均精心动手，只为乐见其完美才罢”。

在改革开放以后我的职业建筑师生涯中，与彭先生的交往越来越多。我返校做设计交流并兼程看望他也好，一起在国内参加评审会、研讨会也好，共约同仁到国外考察建筑也好，他与我谈起对人对事，包括对门下弟子的评说、对建筑创作的时下看法等，都是一五一十地讲心里话、讲真话。

我在兼任《新建筑》客座主编那会儿，有一次他来信推荐他的一个博士生写的文章，希望在该学术刊物上发表，一再强调让我把关，不要因为是他推荐的就“开后门”。信中他直截了当地批评说，现在一些研究生写的文章，让人看不懂的新词和新造语句满天飞，说了半天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对照彭先生批评的“新词怪语”文风，我不由得又想起了他写的对自己评价的朴实文字和通达逻辑：“我时时都有一种跟不上时代的压力感，这主要表现为我的设计总是比较四平八稳，新潮、时尚的东西我做不出来，也没有胆量去尝试；反过来讲，离谱、出格的东西我也不会去做，那么，剩下的似乎只能是平庸。而我又不甘心于平庸，于是，只能在四平八稳中加进一些佐料，使之稍具活力和新意，或者说不要过分的平庸。”（见《传统 现代 融合——彭一刚建筑设计作品集》前言，香港：JHWPRESS，2010）

我心目中彭一刚先生所具有的优秀形象品质，以上只是自己回忆的一小部分。从我1962年在母校读研算起，与彭先生相处交往近60年了，将他优秀形象品质统合起来看，彭一刚先生真不愧是我国建筑领域卓越的“大教育家、大学者、大建筑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