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记者 吴真平

从短诗《赋得古原草送别》到针砭时弊的《卖炭翁》《轻肥》，直至宏大叙事的《琵琶行》，白居易的诗歌不仅细致描绘了中唐时期的世情百态、山川风物，也解锁了他作为诗人、官员之外的第三重身份——造园家。

8月12日下午，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同济大学出版社·光明城主办的《乐天的池堂——白居易与中唐园林》新书发布会在上海书展现场举行。新书作者——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黄一如、扬州大学建筑系副教授鞠培泉，同济大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金英伟等嘉宾来到现场，为读者带来一场贯通文学与园林文化的深度解读。

“在园林通史中，白居易从来不曾缺席。”此前，陈植、童寯、汪菊渊、周维权、张家骥的著作中就多次提及白居易的《草堂记》《太湖石记》等篇章中的建筑景观。《乐天的池堂——白居易与中唐园林》以中唐为时代背景，将白居易的园林营构与仕宦生涯交织成主线，以代表性园林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诗文、考古材料等为佐证，解析白居易园林思想与营构形式转变的背景与内涵。

书中提到，白居易并非职业造园家，但作为“园林主人”，其园林营构成就非凡。在白居易的诗文中，与园林直接相关的文献记载十分丰富。白居易的贡献更在于其思想，即将所作变为所述。从昆仑到海上仙山、壶中天地、桃花源，白居易以《中隐》等诗篇为宣言，描绘出新理想世界的营构蓝图，并以庐山草堂、履道里宅园等为范例。日本平安时期的《池亭记》及所造“池亭”就是对白居易《草堂记》与《池上篇并序》的全盘模仿品。

书中以白居易为节点，构建起一个上承陶渊明、谢灵运，中及王维、李德裕，下接司马光、苏轼等人的网络，将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以降的园林史，尤其是文人士大夫园林的演变史衔接起来，力图更清晰地呈现出古典园林在中唐的变化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金英伟表示，白居易将自然环境巧妙融入其造园实践，其代表作“庐山草堂”正是“借景自然”的典范。同济大学出版社自出版园林大家陈从周先生的《说园》以来，始终关注中国传统园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近年来推出“行走江南园林系列丛书”等出版物，希望这本书能为读者带来新的视角与体验。

黄一如分享了其导师冯纪忠先生的园林史理论框架。冯纪忠先生曾指出：“园林最主要是要从人和自然共生这个问题来看”，而“超功利的欣赏、享受、审美是园林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冯纪忠先生将中国园林的发展划分为“形、情、理、神、意”五个时期。黄一如强调，这五个时期并非简单的线性取代，而是“共存关系”，每个时期各有其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

“白居易的园林智慧至今仍启发着当代的造园实践。”黄一如表示，《乐天的池堂——白居易与中唐园林》借助诗文、考古、绘画等多重材料，勾勒出一条贯穿千年的文人园林精神脉络。冯纪忠先生晚年设计的上海松江方塔园，尤其是何陋轩，又是这一理论在现代的生动延续——“与古为新”。

作为黄一如的学生，鞠培泉在园林研究领域进一步深耕。《乐天的池堂——白居易与中唐园林》从动笔到定稿出版经历13年。从最初与导师的一场对话、学生时代的一篇论文到最终成书，过程中参考了众多文献资料，在园林实物不存、图像缺席的不利条件下，鞠培泉从“关注人及人的自然观”的方向切入，以实地考察的地理环境为依据，以隋唐长安、洛阳等地的持续考古工作所得成果为研究材料的重要来源。

鞠培泉从书名开始，点明“白居易、中唐、园林”三个关键词，恰好构成了人物、时间与事件的三要素。中唐之说源于唐诗分期，白居易的生卒时间与中唐时期大致重合。“乐天”既是白居易的字，又暗含“乐天知命”的精神状态。“池”代表园林中水的要素，取自《池上篇并序》与履道里宅园；“堂”代表园林中建筑的要素，取自《草堂记》与庐山草堂。二字合为“池堂”，借指白居易的园林世界。

鞠培泉将白居易在园林史上的影响概括为五点：其一，偏爱人为改造的自然——园林的独立与转折；其二，以构筑边界为始——园林主人意识的觉醒；其三，公园与私园兼修——类型的丰富与完善；其四，从家族庄园到城市宅园——个人的乐园；其五，游观与坐望——视觉为中心的组景与欣赏。这五个维度，共同勾勒出白居易作为“造园家”的完整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