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吕小龙第一次踏上景德镇的土地，当时的街巷还是一副破败模样。
十年后，站在陶阳里修旧如旧的里弄间，他笑着对记者说：“我算是第一代‘景漂’了。”但和那些来景德镇学陶艺、做文创的年轻人不同，他“漂”的方式，是在地下挖掘、在墙上测绘、在废墟里找柱础。“从最开始的外来建设者，到如今实实在在‘扎根’在这片土地上，脚底下的每一段青石板、墙面上的每一块窑砖，都熟得像自己家里的东西。”
作为中建一局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项目党支部书记、执行经理，吕小龙的十年，也是中建一局与千年瓷都深度绑定的十年。2016年，中建一局以御窑博物馆为起点，全面投身景德镇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十年间，这支团队先后承建御窑博物馆、城区老瓷厂改造、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等重要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重点工程，持续推动瓷业遗址的系统性保护。
从一片破败到世界遗产，他们用十年时间与一座千年古城深度对话——不是隔着时间的单向倾听，而是躬身入局，用勘测、挖掘、修缮、守护……与每一处遗址、每一座窑口、每一条里弄，一来一往地“聊”出历史的真相。
与古老窑砖对话：280万块砌出的曲面回响
八月的景德镇，暑气蒸腾。记者跟随吕小龙走进御窑博物馆，拱体之下，光影在窑砖表面缓缓流淌。
御窑博物馆的设计灵感源自传统蛋形窑，由8个多曲面拱体结构组成。但这不是简单的几何复制，而是全球首个采用复杂双曲面结构的建筑——每一平方厘米的曲率都不相同。
“建造难度空前大。”吕小龙解释说，常规直线砌筑无法应对曲面的每一处收分错位，砖块必须借助重力一点点“顺应”弧线成型。“没有一颗钉子、一根钢筋来‘矫正’砖的位置，所有的弧度全靠砖与砖之间的精确咬合自然形成。”
用什么砖？是道难题。
“你摸一下这块砖。”吕小龙指向博物馆内墙上的一块砖，黑色釉面在灯光下透着岁月的包浆。“这叫‘窑汗’，柴窑烧造时马尾松油脂挥发，附着在砖面上，经数年氧化形成的。我们为了做出这个效果，用27种原材料组合不同配比，烧了12次才成功。”
原来，老窑砖都自带“窑汗”，但直接使用却大小不一、形状不规则，无法满足干挂精度；用常规的新砖砌筑，又失去了景德镇原有的特色。项目团队的选择是在一次次“对话”中寻找平衡：不仅搜集了90万块老窑砖，还在实验室里开始了漫长的“试炼”。第一次，砖面光滑如镜；第五次，颜色接近了，表面却过于均匀；第十二次，吕小龙的手指触碰到温热的砖面时，那种粗粝中带着光泽的触感终于对了——“窑汗”形成了。190万块响砖、窑汗砖、基砖等仿旧砖块，就这样“炼”了出来。
“我们还前后进行了11次样板实验，对各种窑砖的比例和位置反复调整。”吕小龙说着，带记者走到拱体下方，仰头望去，砖缝错落有致，弧面平滑如砥。“仅仅在窑砖干挂和砌筑环节，就累计使用了280万块窑砖，每一块都是手工砌上去或挂上去的。”
另一端，BIM+MR、放线机器人和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全程介入。基于BIM的智能放线机器人宛若“蜘蛛侠”飞檐走壁，在曲面上精准定位每一块砖的坐标。“数字化手段没有替代手工，而是让手工砌筑有了更精准的‘底稿’。”吕小龙介绍，每一块砖都先经机器人放样定位，再由工匠一块块完成最后的挂接。
“你猜哪些是老砖，哪些是新砖？”吕小龙突然问道。记者凑近细看，那些带有黑色釉面的砖块新旧交错，几乎无法分辨。“新老窑砖已经‘长’在一起了，”他笑了，“就像我们这些人，也长在这座城市里了。”
与沉寂柴窑对话：余烬中重燃的瓷韵新生
从御窑博物馆走出来，不过几分钟，徐家窑便出现在眼前。这座始建于明朝末年的柴窑，是景德镇现存最古老、最完整，也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大的柴窑。
当天，记者在窑棚里见到了景德镇烧炼非遗传承人余喜来，他也是徐家窑修复项目的技术总指挥。“我十几岁就在徐家窑做工，对窑炉的每一处构造都烂熟于心。”凭借他的记忆指导，2016年，停烧38年的徐家窑成功复烧点火。
但当时更多的是对窑体进行了初步修复，让窑火先“活”过来。真正系统性的、面向世界遗产标准的全面修缮，始于2023年年底——这一年，中建一局正式接手徐家窑的新一轮修复工程，目标是让这座六百年的柴窑不仅“能烧”，更要“烧得久、烧得稳、烧得有据可依”。
吕小龙回忆道，修复的每一步都像在与柴窑对话：窑体的残存结构在“告诉”建设者它原本的形态；余喜来则每天守在工地，用经验“翻译”这些线索，校正每一块窑砖的角度。因为窑体完全依靠窑砖和耐火泥的粘接性成型，没有模板支撑，全靠倾斜的弧度一点点“长”上去，这种技艺在景德镇叫作“挛窑”。而中建一局的团队则在另一条轨道上“倾听”——他们同步用三维激光扫描记录每一处结构参数，将窑门朝向、投柴口位置、窑体弧度等关键数据全部数字化归档。“余师傅的手艺是活态的，我们要把它变成可留存、可复制的技术标准。”吕小龙说。传统挛窑技艺与现代数字化手段的结合，让这次修复形成了多项专利工法，窑体的每一处结构都有了精确的“数字底稿”。
这次修复涵盖了窑蓬、侧面窑塝及烟囱等整体结构，仅窑体砌筑就用了约15万块老窑砖。2024年6月，修复一新的徐家窑再次点火复烧，6000多件瓷器“浴火重生”。更重要的是，一批年轻工匠在这场修复中跟着余喜来从“看”到“做”，在实践中掌握了挛窑的要领。“全国柴窑数量少，手艺难以广泛推广，后续更新或新建窑体仍会沿用这批年轻工匠。”吕小龙说，一支可持续的传统窑工队伍，就这样在修复中成型了。
距徐家窑不远的“双窑”（四合窑和过路窑），同样由中建一局从杂草与残墙中唤醒。中建一局景德镇历史文化街区申遗项目党支部书记、项目经理姜鹏接手时，这里只剩一小段残墙，杂草树木覆盖。“第一次巡场就迷了路，靠着手机导航才绕回项目部。”姜鹏回忆道，“更棘手的是，老房子大多已弃用数十年，多数门牌号早已丢失，明明知道图纸上这里有一栋建筑，眼前却只有一片被杂草覆盖的废墟。”
“怎么还原？”记者追问。“完全按历史航拍，结合原窑主、老居民的回忆，还咨询了考古专家。”他说，“多方信息印证后通过三维建模还原原貌，确认无误才开始恢复。两座窑之间那条完全原始的通道，是我们从废墟中一点一点清理出来的，那些被泥土掩埋了半个世纪的窑砖、木柱、门槛，就这样重新露出了地面。”姜鹏说着，在双窑的通道口停下脚步。他指了指脚下那条窄窄的石板路：“你看这条路，完完全全就是原来的样子，是我们用毛刷一遍遍从泥土里刷出来的。当时大家蹲在地上一整天，膝盖都直不起来，但没人想停下来。”他的声音不大，却有分量，“因为我们知道，脚底下每一块石头，都是景德镇活着的记忆。”
然而，并非所有窑址都走向了复建与复烧。在陶阳里的保护蓝图中，更多窑址选择以另一种方式“活着”。朱氏下弄遗址便是如此，为了不扰动地下埋藏的明代窑业遗存，项目团队与考古队反复推演，最终让新结构像桥一样“跨越”遗址上方，与考古层完全脱离。还有那些散落在里弄深处的民窑遗存，只用一圈围栏与说明牌轻轻标注——“此处为明清窑址，原状保护”。
“不是所有东西都要修成新的。”吕小龙说，“有些窑址最好的保护，就是不动它。”
与烟火里弄对话：练就看不见的“绣花”功夫
彭家弄是中建一局在景德镇施工的第一条里弄。吕小龙还记得当年的样子：“路面坑洼积水，部分墙体坍塌，老房大多弃用，残破不堪、杂草丛生。”
没有图纸，项目团队就用“探案式”方法。“我们走访当地老居民，翻阅海量历史文献，在现场一寸一寸地挖掘原始柱墩、观察残破木结构断面的受力特征、分析毗邻房屋墙面的雨水印记。”在一处老宅中，吕小龙蹲下身，手指轻轻划过地上一块青石板，“比如这个天井，被水泥砂浆填埋了，我们刨开后发现这应该是天井位置，再结合柱墩位置、天井位置以及墙体和屋面的水线这三点，基本就能复原房屋原来的整体布局。”
修复的智慧在于“藏”。最窄的里弄仅一米四宽，车辆无法通行，材料全靠人工搬运。这样狭窄的空间内却要布下消防喷淋管、雨污分流管、饮用水管、强弱电管等近十种管线。为此，团队提前用BIM技术模拟排布，将所有管线像拼图一样压缩进有限的空间里，做完管线再用传统方式原样砌回。如今，新修的排水系统、电路网络全部“隐身”于老砖之下，从地面上看，还是那条独轮车碾过数百年的青石路。
更精妙的“藏”在看不见的地方。夜幕降临，记者再次走进彭家弄。灯光映照在斑驳的青石路上，古韵扑面而来，却不见任何现代灯具。中建一局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项目机电经理梁辰淮遥指着墙角说：“灯管线路全部藏入砖缝，灯具外壳仿窑砖外形定制——白天视觉隐蔽，夜间自然发光。”记者抬头细看，果然，砖缝深处隐约有光渗出，像月光从石缝里长出来。“我们选了10余种灯具，安装附着面有空斗墙、窑砖墙、红砖墙等近十种类型，这样的排列组合要试百余种方案。”梁辰淮遥说着，认真寻找起藏于青砖缝隙中的灯带，“定制化灯带用了上万米，覆盖陶阳里整个片区及申遗的三个片区。”
排水同样隐形。古代用于行驶独轮车的“路中青麻石”被改造成隐藏式排水沟。“青麻石下加入碎石层、混凝土层，利用路面中间高两边低的地势实现天然雨水自排。”梁辰淮遥说，“古代‘龟背形’路面的排水智慧，就这样被‘翻译’成了现代工程语言，却没有改变街巷的一寸肌理。”
采访间隙，细雨刚歇，屋檐下仍有水滴滑落，落在青石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顺着看不见的沟渠悄然流走。“这就是老街区的声音。我们把排水系统藏起来了，但水声没有变。雨落在老砖上的声音，也和几百年前一样。”
这样的聆听，并未止于竣工之日。十年来，中建一局已跳出传统施工单位“完工即交付”的固有模式，推行全周期陪伴式服务，从前期勘察策划、现场修缮施工，到竣工之后运维前置、档案留存、驻场技术保障，把服务链条延伸至遗产完整生命周期。
而吕小龙和他的同事们，也从“景漂”成了“景根”。千年瓷都的窑火不熄，他们与古城的对话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