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中国建筑的现状似乎与这一发展进程不大匹配。“千城一面”和缺乏“中国特色”的公众评价、国外媒体很多不无嘲讽意味的报道，突显了我们所面临的困境。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应该看到，在建筑创作中，没有独立的价值判断和自己的哲学、美学思考，没有自己的话语体系，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近百年来，中国现代建筑一直处在西方建筑文化的强势影响之下。从好处说，西方现代建筑的引入，推动了中国建筑的发展；从负面来讲，我们的建筑理念一直为西方所裹挟，在跨文化对话中“失语”，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虽然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不少学者、建筑师，以至政府官员，在反思的基础上，尝试过民族形式、中国风格等等，但由于缺乏有力的理论体系作为支撑，只是以形式语言反形式语言，以民粹主义反外来文化，其结果，只能停留在表面上无疾而终。最后，仍然只能在西方语境中挣扎。

近年来，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新中式、坡屋顶等中国元素又火起来了。但是如果自身话语体系的建构不能跟上，其结果只能和过去一样随风而逝。因此，建构以自己的哲学和美学思想为基础的理论体系，以支撑中国现代建筑的发展，是一个值得我们重视，并加以研究的重要课题。

如何建构这样一个理论体系？我同意法国阿兰·李比雄这样的观点：“中国文化更新的希望就在于深入理解西方思想的来龙去脉，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理解自己。”据此，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些西方现当代建筑的哲学和美学背景。“语言是存在之家”“文本之外无他物”，特别是近二十年“数字语言”出现，似乎更加确立了语言哲学在西方的统领地位。

我们会很自然地想到，西方当代建筑是不是一定程度上也是“语言”的天下？耳熟能详的类型、建构、模式语言、空间句法，以至最新的数字语言、非线性语言等，事实上，这些建筑语言都可以看作是西方语言哲学的滥觞。通过学术交流，这些“语言”也已经成了很多中国建筑师在创作中最常用到的词语。

应该看到，“语言”包含着语义，特别是它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建筑创作机制进行了理性的分析解读，其方法值得借鉴，这对我们高校的教学工作确有一定帮助。但是应该看到，由于这些“语言”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人们的文化心理和情感，忽视了万事万物之间存在的深层次联系，无法完整而深刻的解释和反映建筑创作实际，因而这些“语言”常常是在流行一段时间以后光环尽失，在创作实践中并未起到“圣经”的作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语言”为本体，极易走入偏重“外象”的形式主义的歧路。我们已经明显地看到，从二十世纪后半期，以“语言”为本体的哲学认知与后工业社会文明相结合，西方文化出现了一种从追求本原，逐步转而追求图像化、奇观化的倾向。

对中国建筑师来说，我们在欣赏这些作品的时候是否也需要思考这种以“语言”为哲学本体，注重外在形式，强调视觉刺激的西方建筑理念也有其局限？我们能否走出“语言”，在建筑理论的创新上另辟蹊径？

近百年来，中国一直希望摆脱西方建筑“语言”，对中国哲学、美学体系进行研究探索，从王国维开始，许多学者提出把“意境”纳入独立美学范畴，去构建具有东方色彩的体系。

近年来，李泽厚先生以“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为主旨，提出以“情本体”取代西方“语言”为本体的哲学命题，这些哲学和美学思考，是中国学者长时期来对东西方文化进行深入比较和研究的成果。尽管由于建筑的双重性，我们不能把建筑与文艺等同起来，但毫无疑问，这一系列研究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建筑理论以支撑建筑创新有着重要的启迪。

正是从这些研究出发，结合中国建筑创作的现状和发展，我考虑，相对于西方以分析为基础、以“语言”为哲学本体的理论体系，我们可否建构以“语言”为手段、以“意境”为美学特征、以“境界”为哲学本体，这一具有东方智慧的建筑理念，作为我们建筑创作上求变创新的哲学和美学支撑？我认为这是一种可能。至少这一相对系统的建筑理念，使我在创作中摆脱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并在创作中获得充分的自由。

长时间以来，我深深意识到，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语言哲学对于我们建筑创作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如果不自觉，很容易使我们的创作流于表面化、同质化；更加重要的是，作为西方强势文化，它影响了我们的独立思考和自主创新。因此我一直在想，能不能跳出“语言”，从中国的哲学认知出发，找到另一种对世界、对建筑的认知方式。经过反复思考，逐渐形成由“境界”“意境”“语言”这三个层面构成的建筑思想和哲学认知。

以“境界”为哲学本体，就是从自然、自我的角度出发，追求主客体的和谐共生；同时运用非逻辑的直觉、通感、顿悟等创造性思维获得对事物的整体把握，追求建筑与大环境的浑然天成，以及建筑创作机制的自然生成。

以“意境”为美学，就是从人的情志和心理感受出发，超越物象的束缚，追求时空中的情感共鸣，追求“象外之象”“境外之境”，使建筑更具艺术感染力。

以“语言”为载体和手段，就是要摆正“语言”在创作中的位置，避免片面追求形式的倾向；同时，以“语言”不断的转换创新，追求它与“境界”“意境”的内在契合。术以载道、道术相长，辩证地说明“语言”与“境界”“意境”三者之间内在联系。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摆脱“语言”形式表面化、程式化的倾向，也有利于建筑“语言”的不断创新。

当前，世界文化格局正在重构，在历史大潮的冲击下，中西文化都在发生变化，作为中国建筑师，我意识到，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的节点上，我们的路既不在西方也不在后方，而是在前方。我们不应该模仿趋同，而是应以一种独特的、同时也能为世界所理解、所共享的建筑作品和话语体系与国际接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世界建筑的大舞台上真正取得话语权，为世界建筑多元化发展做出中国建筑师的贡献。

究天地人文之际，通古今中外之变，成建筑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