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上海的街面房子确确实实吃香了起来，个体户们或调换或租赁，纷纷开起了小店铺。无论是经营杂货，还是卖点心的什么店，都毫无例外地在店堂里备了四喇叭立体声收录机，阔气些的还拖音箱，每天一开市，便翻来覆去地播放着一些流行歌曲的磁带，以招徕顾客，却全然不管那歌子的内容与其所做的生意搭界不搭界。
不知为什么，每当我走过这些店铺门前，总会油然忆起儿时所见的摊贩以及他们的叫卖声来。
最使我眷恋的大概要算卖白糖梅子的吧。我家住楼上，一到梅子上市季节，那一声声“白糖-梅子”的叫卖总是穿窗越墙而来，扰得我心神不宁，馋涎欲滴。常常，先是一声“白糖-梅子”，接着便唱“梅子甜来梅子酸，乾隆皇帝下江南……”末了，又是一声“白糖-梅子”。尽管母亲老是告诫我那是要酸坏了小孩子的牙齿的，我却管不得这么许多，好不容易偷得一个空子，便蹑手蹑脚地溜下楼去，毫不犹豫地将钱交给那卖梅子的人。记得是两三分钱一个，有核桃般大小，梅子表面粘结着一层白花花的糖末。我的吃相不好，总喜欢先舔去了那糖末，然后再张口对付那梅子，要说酸，那才叫酸呢，酸得龇牙咧嘴，心里却是不悔。要知道，这是乾隆皇帝也爱吃的梅子呢，尽管难以肯定他是否真吃过，更不知他是否也这样吃法。
那粥摊的叫卖却别具一格。卖粥人除非在舀粥时手不得空闲，一停下来，就会抄起一根硬木小棍，有板有眼地敲着摊边固定了的一截空竹，于是，那笃笃之声便回响在弄堂里，回响在人们心中了。对于卖粥人为啥要敲空竹，当时似未想过，如今细细想来，或许是因为上海话中“竹”“粥”两字同音吧，这样就可免开或少开尊口，以免唾沫星子飞溅，有碍了食品卫生。那时候，卖的大多是白糖莲心粥，也有咸的，不外乎鸡粥之类。天寒地冻，人总是瑟瑟缩缩的，喝上一碗热粥，真是连心都热了；暑天呢，便卖绿豆粥，为了吃口清爽，就不如冬日的那般稠稠，粥锅外边常常以冷水浸着，凉沁沁的，考究些的还会放些薄荷，如此种种好处，再加上绿豆此物本能消暑清火，很受欢迎。不过，我们这些孩子对吃粥吃饭的兴趣并不浓厚，只是觉得那敲竹之声煞是好听，也便有了十足的兴味。连平常玩在一起时，也常常唱“笃笃笃，卖糖粥，三斤胡桃四斤壳……”至于那后一句词儿出自何处，何以三斤胡桃竟有四斤壳，我至今仍是百思不得其解呢。
最使人发噱的该数那卖白果的。他们一般都在晚饭后挑着担子来，一个炭炉，一口铁锅，一边不停地炒着白果，一边信口唱道：“生炒热白果，又是香来又是糯”，开头几句照例是正正经经的，待得人一多，就不免油腔滑调，惹人发笑，什么“老太太吃了阿弥陀”，什么“生小囡吃了奶水多”，什么“新娘子吃了肚皮大，生个儿子胖乎乎”，什么“小囡吃了力气大，一年四季无灾祸”。极尽迎合之能事，但毕竟不失为一种良好的祝愿。过往行人在一笑之余，也就乐意解囊。
即使是固定的店铺，也各有其特色，有其拿手的一招，诸如“北方水饺店”啦、“宁波汤团店”啦、“清真牛肉面馆”啦。一看招牌，一听见那乡音，一闻到那股熟悉的味儿，真是倍感亲切。就是经营杂货，也有门类之分，以扬长而避短。
我之所以絮絮地旧事重提，并非是想自诩为“老上海”，也并非提倡那种“叫卖”，虽然那叫卖声实在是一种富有艺术感染力的商品介绍手段。我只是想，每一种行当该有每一种行当的特色，既活跃了市场，又方便了市民，岂不善哉！
说实在的，我真希望能再尝一尝儿时的那种白糖梅子，嚼一嚼那热白果；也愿意再跟在卖花姑娘的后边，闻一闻花的浓香，学一学那“珠珠花、白兰花”的声腔；或者去围在卖梨膏糖人的身边，在手风琴声中，做一做那“小热昏”。
与母亲说起这些，母亲笑道：“你真是个大小孩。”
糖炒栗子
中秋一过，白日见短。
近黄昏，弄堂里的路灯便早早地亮起了，我们兄弟两人也便早早地去到弄堂口，等父亲回家，望眼欲穿且馋涎欲滴。这是周末。
可父亲究竟是怎么知道我们爱吃糖炒栗子的呢？
我们常常问得傻，父亲便总是嘿嘿地笑，一副“知子莫若父”的样子。
其实，这时节，任你走到哪儿，总有那么一股好甜好香的味儿萦绕在你的鼻尖，待夜里睡去，梦里，竟也是一口灶、一口大铁锅，火舌馋馋地舔着锅底，莫非锅底也是甜腻的么？锅中真是糖沙，糖沙中，则卵石似的显着或埋着褐色的栗子，由一条精壮汉子抄着那长把铁铲，沙沙沙地翻炒，简直将人心都炒热了，炒甜了。
现炒现卖。
两三米开外，便是摊头。装糖炒栗子的纸袋是特制的，折叠着，为扁扁窄窄的一长条，正面印着赫然的红字：天津良乡栗子，“天津”二字横排，而“良乡栗子”是竖式，“乡”字为繁体，字体似乎是隶书，用红框框起了，极醒目的。仿佛还有些小字，在纸袋的下方，不外乎是炒货店的店号之类。纸袋有四两、八两、十六两三种，那是十六两一斤的老秤制。待得顾客光临，喊个斤两，那卖栗子的便拈起一个相应的纸袋，朝袋口一吹气，那扁扁窄窄的纸袋便噗地一下鼓起，成了圆圆的一条，棍儿似的。盛满栗子，正好一握，温温热热的一握啊！使人全然忘却了那一片秋凉。
当我们将一纸袋的糖炒栗子哗地倒在桌子上，那栗子便光亮亮地满桌乱滚，圆滑些的还往桌边溜呢，于是，我们便忙不迭地去拦、去抓，不亦乐乎。惹得母亲嗔怪父亲：“不能等吃过晚饭再拿出来，你真是！”继而，转过身来吩咐，“等饭吃好了再分吧。”不过，最后总还是让我们分匀了，才开上饭来。
栗子，栗子，栗子，我们哪里还有吃饭的心思呢！三口两口地敷衍了，还像煞有介事地打起饱嗝来，却是迫不及待地咬开栗子的硬壳，然后小心翼翼地剥去。剥得好时，便见得黄澄澄的一颗，令人爱不释手，吊足了胃口，才放进嘴里细细地品去。
眼见得栗子渐渐少去，心疼得不行，于是，爬上床，与哥哥在床上当玻璃弹子打。这时候，母亲总要埋怨：“小鬼头，把被头都弄龌龊了。”说归说，却并不禁止的。打输赢，若是输一、两颗还可以，输多了我便赖，再不然，就撒泼，自恃幼小，非“完璧归赵”不可。而后，在一声呵斥里，也就识识相相地睡了。
第二天一早，睁开睡眼，怎么身子下面竟是垒垒的呢？一摸，哟，糖炒栗子！一颗、两颗、三颗……
戏迷姆妈
母亲是个绍兴戏迷。
所谓的绍兴戏，并非绍兴的地方戏“绍兴大板”，而是起源于浙江嵊县一带的越剧，在初期叫做“的笃班”的。我最初的这一概念就是从母亲那里来的，不过，我曾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捉摸不透这“的笃”二字的含义，后来问了母亲，才晓得由伴奏的尺板、笃鼓的敲击之声而来。看戏而能知戏之起源，且又能说出个所以然来，可见那看戏的历史确是很“悠久”的了。
自从父亲亡故之后，母亲显然地见老了，平日懒于外出，所以也难得跑戏院，但电台里的戏曲广播节目却是每日必听的。一听老戏，我们兄弟两个便常常要借此寻寻开心。
“这只戏，姆妈起码听过一百遍了，这趟再听是一百零一遍了。”
“老实讲，假使哪里缺角色，姆妈练也用不着练就可以上台了，老生小生老旦花旦样样拎得起。”
母亲也乐：“两个小鬼头，又来钝钝（挖苦）姆妈了。”
笑完了，我们便说：“炒冷饭有啥意思呢？”
母亲便故意反讥道：“你们天天吃饭有啥意思呢？”
也有个“饭”字，不过，有点近乎不讲道理。但由此想来，百看不厌或百听不厌毕竟不只是艺术夸张而已。
我不止十次地听母亲说起她年轻时看戏的事。那时，母亲在上海的外国行家（洋行）做小工，收入之少是可想而知的，但宁肯节衣缩食，绍兴戏却是不肯不看的。戏院，当然看不起，于是就去“新世界”之类的游乐场，那里有专门的绍兴戏场子，十几个铜板，且“买一送一”，明天还能接着看，因为那时多连台本戏，一出戏有十多本，譬如《孟丽君》就是。白天做生活，晚上去看戏，深更半夜回家，要喊外婆开门，无疑是讨骂。大概是很有过几次吧，母亲便与大姨妈暗下商量了，一人去看一场，不去看戏的那一个在夜里等叫门，看戏的一个回来则要复述剧情。若是洋行这天不开工，就可以去越剧场子里泡上一天。“那么，吃饭呢？”我迫不及待地问。“看戏，也能解热解冷解肚饥呀。”母亲常常如是说道。
说母亲是戏迷，母亲照例会辩解说：“比姆妈戏迷的还有的是呢。”据说，有人看到戏中奸臣害忠良，会情不自禁地把手中的甘蔗呀什么的扔上台去，那演奸臣的演员起初还能忍得，实在吃不消了，也只有大光其火了：“娘杀个贱胎，耐爹爹是做做咯呀！”再说还有散场后专去等演员卸妆后出来的。问起母亲可也去等过，母亲便笑笑，“有辰光也去轧轧闹猛。”
也许是爱戏及人吧，我总觉得母亲对越剧演员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一说起解放前夕的筱丹桂之死，就会喟叹不止，而后，又会絮絮道来，筱丹桂如何受恶霸张春帆所迫，如何吞服“来苏儿”自杀，如何留下“做人难，难做人，死了”的八字遗言。母亲那样动情地说着，让我们心里也不禁难过起来。
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社会上传说徐玉兰在星火日夜商店劳动“改造”，母亲特地乘车去看了一次，回来说是没有见着，一副很担忧的样子。后来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了解到一个姓徐的同事的妹妹就在该店工作，也叫徐玉兰，回家就在饭桌上说了，众人喷饭而笑，唯独母亲还将信将疑的，说是“哪里会有介巧的事体”，最后断言：“肯定是你传错了。”竟不肯相信。
说实在话，我原本对越剧不太有兴趣，但长期的耳濡，也使我对各流派渐渐熟悉起来，一听，便能辨出是哪个演员的唱腔，甚至还能报出是某出戏的某个折子来。这使母亲大为折服，常常送我一句“倒也蛮来事的”。我有时叫母亲为“戏迷姆妈，”母亲也便称我作“戏迷姆妈的儿子。”
“受宠若惊”之下，陆陆续续地去买了赵志刚以及“小百花”的盒式磁带来，尽一份“戏迷姆妈的儿子”的孝心，因为母亲对这些新秀有了越来越多的赞语。
戏迷，不知有没有新秀？什么时候再问一问母亲，寻寻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