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云：君子远庖厨。我虽非君子，却对“庖厨”的事也一向比较外行。当然，由于这“一向外行”，间接也导致了平素颇多的损失。往小处说，似乎只是少了一些口腹之欢；但若细究起来，庖厨的疏远，或也可能会影响到家庭的和美、同事朋友的睦爱以及邻里关系的亲近，间接中的偶然，隐约中的必然，皆难说毫无关联。那么，个人的口腹事小，而大幅度拉低了朋友乃至家庭社会的幸福指数，则罪莫大矣！不过，古人的话自有他原先的语境，据说已被曲解了好几百年，如今更不可全信。何况，以前的“庖厨”，确实多以烹牛宰羊、大开杀戒为乐，与今天的美食厨艺完全是两码事。至少照晚近的发展态势来看，“君子”实在应是“近庖厨”才对。

远的暂且弗谈，就民国以来的许多文人学者、翩翩君子，能吃、善吃、会吃的还真不少。当然，若要能加冕一顶“美食家”的徽号，光是善吃还不行，还要能写，要把吃在嘴里的美味，用文字分享出来，嘉惠于众，似乎这就是文人的功课了，也是文人的兴趣所在。像民国文人中的谭延闿、周作人、马叙伦、范烟桥、郁达夫、丰子恺、梁实秋、唐鲁孙等等，皆热衷于谈吃，也是写美食文章的高手。谭延闿被称为“民国第一吃家”，身出名门，父亲谭钟麟就爱好美食，清光绪时任过两广总督。受家庭的影响，谭延闿十分熟谙湘粤两大菜系，且研究深入，时有心得，甚至对湘菜的改良与推进他也有贡献，这就是“吃家”与“吃货”的区别。谭延闿曾说：吃喝嫖赌，人生四大喜好，“嫖赌”与我无缘，“吃喝”在所不辞。他既是美食家也是书法家，时常还会亲自“近”一下“庖厨”。有则轶事说他某次下厨示范，不慎误伤了右手指，不得已，那几天只能暂以左手书翰。好友胡展堂也是书法家，他从谭氏手札中敏锐地觉察到书风的细微变化，仿佛秀逸中添了一点生拙之趣，正揣摩着谭先生是否又融入了哪路碑帖时，秘书却说出了原委，引得展堂哑然失笑：“我还当他练了什么新本事，原来只是切伤了手！”

文人笔下的美食，其实滋味的分享只是个“药引子”，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在美食背景下的一些渊源风俗，以及名人或闲人的馋佬故事，才是聊不尽的话题。所谓美食，自然不仅仅是餐桌上的一饮一啄，虽说吃的能力有大有小，但胃口再好，毕竟还是有限，而因故事的延伸生出对美味的憧憬与想象，却是无穷尽的。郁达夫、梁实秋在谈吃的文章里，曾写到一种似蛏似蛤的美味，因其状如舌，故称“西施舌”。此物汆汤，味儿甚佳，含在口中滑嫩柔软，似乎就让人因美食而生出遐想。比民国那一批稍晚些的文人，也有不少擅写美食的名家，如费孝通、王世襄、汪曾祺、唐振常、邓云乡、陆文夫……个个都能吃会写，我记得费孝通写家乡的腌菜，汪曾祺写高邮的鸭蛋，均描摹得细致入微，生动有趣，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读了汪文，我才第一次知道鸭蛋其实和“脸蛋”一样，也讲颜值，有的长得俊美，有的长得呆头呆脑，模样有点蠢。我恍然若悟，怪不得会有“笨蛋”一词。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时，我还去过唐振常和邓云乡先生的府上，听他们聊书话，谈故人，其中也有一些关于美食的掌故。那时我觉得文人都贪吃，且时常受邀而周旋于酬酢之间，好不羡慕！其实贪吃是人之天性，并不仅仅是文人，否则也不会有两千多年前的某兄“染指于鼎，尝之而出”的故事了。可见美味当前，要想抵住诱惑，是蛮困难的一件事。那为什么“贪吃”的名声总是落在文人的头上多一些呢？就因为文人手中的一支笔，吃了还要以文字分享。还是孟子云过的一句：“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看来食而知其味很重要，文人中的所谓美食家，就是最能“知味”的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