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海伦路和多伦路，都在虹口差不多的方位，且都有一个“伦”字，故时常有人混淆，包括许多所谓的“老上海”。

当然，多伦路的名气要大许多，那里是文化名人街，以前就住过许多名人，有鸿德堂，有白公馆，还有公啡咖啡馆、左联会址、景云里……毫无疑问，当年鲁迅也曾在此出没；而不算太远处的海伦路，则住着鲁迅的好友沈尹默。但必须说明的是，两位好友在上海好像过从不多，因为沈尹默正式定居于虹口海伦路时，已是抗战胜利后了。而鲁迅先生，早在1936年就“先走一步”了，而海伦路最初给我深刻印象的，是一家儿童公园。记得大约是1970年吧，那时刚入小学的我，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步行了六七公里的路，就是冲着海伦路505号——海伦公园而去的。此时，我压根都不知，正对面的504号里，住着一位书法大师沈尹默。

现在回想起来，或许那一天，若仅仅从物理意义上说，大概是我与大师最贴近的一次了。

在近百年的书法史上，沈尹默是无法绕过的一位大师。其实，何止是百年，谢稚柳就曾称赞沈先生书法为“数百年中未有出其右者”。他的楷书，直攀晋唐，完全可以追配古人。然而，如果你真的以为沈尹默仅仅就是一位书法家，那倒是对先生的误读了。早在上世纪初，沈尹默先生就是北大的著名教授、《新青年》杂志的六大编辑之一、名噪一时的学者诗人了。知堂老人曾说沈尹默和郁达夫，是五四以来旧体诗写得最好的。其实，不光是旧诗，即使是新诗，沈尹默的成就也足可与新文化的开山人物胡适先生比肩。虽然胡适是白话新诗的第一位“尝试”者，而要说新诗的意境，沈尹默似乎还要更胜一筹。早在1918年，沈尹默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一首《月夜》就非常著名：

霜风呼呼的吹着，

月光明明的照着。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却没有靠着。

诗一共才四行，却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首散文诗，而具备新诗美德。”

然而，晚年居住上海的沈尹默先生，早已褪尽昔日的辉煌，他不提《新青年》，也不再谈五四，他从不提过去的成就，甘于平淡，唯以临池为乐。这有点像弘一出家后“诸艺俱疏，唯书法不废”的意蕴，沈先生也是，他总以为，书法可以养性，可以宣传，可以用来歌颂新社会。于是他将自己极深的传统书法造诣，化为浅显通俗的语言，著书、讲课，致力于书法的普及教育事业。

我们都知道，沈尹默的双目是深度近视，他读书看报非常吃力，白天要对着太阳光，戴着那2200度的眼镜片几乎贴在书本上，方能慢慢地读上一会儿。据他的弟子戴自中先生介绍，他写书法时，基本都是凭感觉在写，有时沈师母或弟子帮忙伸纸，见他写偏了，会及时提醒他“朝里朝里”“朝外朝外”，他再作些调整，将每行字尽量写成直线。而他自己写盈寸左右的小字，格子已经看不清了，就预先在衬纸上用浓墨点上黑点，然后宣纸放上面，他就依稀按有黑点的位置，将字写上去。

平时遇有朋友或学生来访，沈尹默也仅仅只看见一个轮廓，分不清面目，只有等来客开口称呼了，他才根据声音辨别是谁。说起来这还闹过一则笑话：六十年代时有一年冬天，周恩来总理在上海邀宴几位文化人士。沈尹老到达宴会厅时，周总理亲自开门迎候。但沈先生因为看不清，还以为是门口的服务员，于是就将脱下的大衣顺手交给了周恩来，总理也不介意，亲自去衣架上挂好。然后一开口寒暄，沈尹默方知接大衣的竟是总理周恩来，于是连连致歉，深感过意不去。由此可见，沈老的眼力之衰，几近于盲。然而即便如此，他也能完全凭手上的感觉，将字写得风神萧散、俊逸洒脱。当然，这取决于沈尹默先生博大的书法功力，而更重要的，则是他深厚的学养和诗人气质，使其书法中飘逸出清雅自然的书卷气，这是他人所难以企及的。

沈尹默的书法，世人宝之，皆以能藏得一纸半墨为幸。据说当年在重庆时，沈先生总将自己临写得不甚满意的《兰亭序》，揉成团扔在字纸篓里，不料某次却被于右任发现检出，大为赞叹，即装裱成手卷而珍藏。而“文革”期间，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沈尹默，尽管已是衰年病体，但依然接受“红卫小将”的多次批斗，被勒令写“检查”，认识思想。然而可笑的是，每当沈老的“检查”在海伦路门口贴出时，没多时就会不翼而飞了。沈老无奈，只得重写，但仍是同样“命运”，如此往复数次，方知原来是有人对沈老的墨宝爱之心切，故才不顾“政治风险”，趁着没人留意而将大字报悄悄揭走，藏匿于家中。

我曾将这故事求证于当年时常在沈老身边的戴自中先生，年近八旬的戴先生说，事情有是有，但因沈先生眼睛不便，其实有几次“检查”都是沈先生口述，由沈师母代写的。沈师母褚保权先生，身出名门，也是一位书法家，当然受沈尹默的影响，书风也颇有点接近，然而外人那得知？一见沈宅又有新的“检查”贴出，也来不及辨个分明，一概当作大师“墨宝”而纷纷珍藏起来了……

这或许在当时看来是一可笑的举动，但如果谁将这些“检查”真能保存至今，那么无疑就成十分可贵的珍墨了，谁还会觉得可笑呢？